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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n辛亥革命，爲我國歷史上空前未有的創舉，不僅推翻了清王朝，而且打破了數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爲我國的民主革命初步奠定了基礎。山東省地當衝要，左環大海，右跨平原，北屏幽冀，南控蘇皖，自古爲用武必爭之地。一九一一年的秋天，武昌起義，山東響應，宣告獨立。當時我年僅二十八歲，也曾親臨其事。光陰荏苒，轉瞬五十週年，在那時作夢也沒想到今日社會主義的實現，在垂老時能親眼看見這旋轉乾坤、改造山河，使全世界都爲之震驚讚嘆的奇蹟，怎不令人振奮！\n毛主席曾指示我們說：“不但要懂得中國的今天，還要懂得中國的昨天和前天。”周總理也曾號召我們將幾十年來所積累的知識經驗和見聞掌故記下來，傳給我們的後代。這足以見黨和領導方面重視祖國以往的歷史，以期明瞭時代的演變，並可將過去種種與今天的輝煌成就作一個今昔對比；更可以理解到現代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與這種果實的可貴和得來的不易。我們應當特別珍視它，更需要對社會主義事業努力前進，以完成我們今日的使命。\n一九五七年，《山東省志》資料徵集委員會，曾囑我寫有關山東辛亥革命的文稿，那時因我在大病之後，不能執筆，甚覺抱歉。一九六一年一月，中國科學院山東分院歷史研究所又約我撰寫辛亥革命五十週年紀念文字。同時，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也有同樣的號召。我自屬義不容辭，惟以衰病之身，年近八旬，又事隔五十年之久，昔年所保存有關當日革命的文件，在張宗昌督魯時，謂我爲宣傳赤化，完全爲他掠奪抄沒殆盡。現所僅存的斷簡殘篇，是我的兒孫輩於舊書堆中搜檢\n所得的一小部分，前後缺略，頭緒紛繁，真不知從何說起！只有就個人所能記憶的，及親身所經歷的，邊想邊寫，力求真實，不誇大，不歪曲，不涉個人愛憎，不顧一切恩怨，以公正的態度，作比較確切的記述，爲我暮年對於黨和國家的些微貢獻。\n山東省自宣告獨立，不久又復取消，雖是短短的時期，而當日事件的緊張、複雜、離奇、矛盾是令人難以想象的。雖然事後各處也有不少的記載，據我所看到的都與實際情況相去很遠，惟有張國淦先生編著的《辛亥革命史料》一書比較近實。但其中還有“山東巡撫孫寶琦授意給諮議局局長夏某，令其傳達獨立”等語，則與事實大不相符。（一）諮議局是清末成立的，議員全由民選，僅有議長，並無局長。所謂惟一的地方民意機關——諮議局，繫於清光緒三十四年十月十九日在本省設立籌辦處，宣統元年九月初一日召開一次大會，宣告成立。這是清廷名爲變法維新，改良政治而設，表面上是施政公諸輿論，準備立憲，實際上乃是藉此來安定人心，緩和民氣。局裏的要職，皆爲一班官僚紳士所壟斷。議長是楊毓泗（濟寧人），副議長是王景禧（費縣人）和於普源（濰縣人）。（二）我是當時全省各界聯合會公推出來的正會長。（三）聯合會是主動推翻諮議局的，居於監督全省行政的地位，並且是後來發動獨立的根源地，孫寶琦哪能授意我去傳達獨立呢！即此一端，其余與事實相反的就更無論了。\n這也就是我今日需要動筆去寫的另一原因，爲的是把真實情況寫成史料，以免各家記載多歧，真僞混淆，令人無所適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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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個人的參加革命我和山東的關係\n在談山東獨立的經過以前，先談談我個人的身世及與山東的關係。我生長於舊家庭，我父在清季曾任雲南提督，甲午之戰，保障齊魯，庚子之役，堵御聯軍，衛國守土的事蹟，在清史上都有記載。我幼年隨軍，讀的是舊書經史詞章。我的出身，是由附貢考取鴻臚寺序班及一品廕生。像我這樣的一箇舊家子弟，反而參加了革命行列，豈不是令人難以置信的怪事麼？要推究其中的原因，有下列數端：\n（一）我在十餘歲時，即喜歡研究問題，看到梁啓超等所辦的《時務報》、《新民叢報》、《中國魂》等，覺得很新奇，頗喜閱覽，因之思想上漸傾向於革新，這也爲我參加革命播下了種子。\n（二）我幼年趕上甲午之戰，其後又經歷戊戌政變、庚子之變看見割臺灣與日本，割青島與德國，割威海衛與英國。眼見國事日非，危亡在即，如想救國圖存，不得不從政治上改良入手。\n（三）甲午之戰，我父在登州督師抗日，打沉日寇兩隻船，保衛了國土（詳見於山東巡撫李秉衡的奏議及《上海申報》）；八國聯軍攻進北京時，在後方作防禦，攔阻洋兵前進（詳見於李鴻章的電文，原件惜爲張宗昌所抄沒），歿後，清廷予諡“武識”，在清廷御賜的碑文祭文上，對於抵禦外侮，守土衛國中外皆知的事蹟，竟不敢提及一字，惟恐開罪於外國。由此一點，我感覺這真不成爲國家，是我生平最憤恨的事。\n（四）我在天津警谳局當審判官時，專辦理租界交涉、違警案件，因之與外人接觸甚多。他們那種專橫無理，實在令人\n難以忍受，我終日與他們據理力爭，頗費脣舌，而上級長官反以我爲多事，不予支持。例如：天津女子師範教員呂碧城之姊呂眉蓀在天津東北城角官銀號旁被電車壓傷。當時電車公司是比利時經營（因庚子、辛丑和約賠償條約中把天津市內電車行駛權劃歸比利時經營），電車司機倚仗外國勢力，漫不經心，以致傷人之事常常發生。我與之交涉，要求賠償及懲辦肇事司機，主張從嚴辦理，以警將來。而前後任海關道的唐紹儀、梁敦彥等均和我的意見不合，謂我爲少年氣盛，竟不採納我的主張。我感覺到弱國無外交，人命不值錢，這是非常憤懣苦痛的。\n（五）我在光緒三十四年，曾乘坐過德國的提督號輪船，由天津經過煙臺到青島，在船上看見對於中國人的種種歧視，下船後的檢驗身體，更是對人任意凌侮。那種蠻橫的態度，尤足令人精神上受到極大的刺激。\n（六）我在清末是即用知府，歸吏部銓選，趕上兩次知府出缺，應該由我補授，皆因該部司官書吏把持索賄，結果均未補上。我目睹當時政治的腐敗，除了付之一嘆外，別無辦法。以上兩端，全是當時個人耳目所接觸，親身所經歷的，使我對於政治前途、國家地位均已絕望，以爲這種現象要不改良，恐怕決難存在，所以時思發憤圖強，另闢途徑，這都是促成我參加革命事業的原因。\n光緒三十三年，我任靜海縣知縣。三十四年丁父憂，由靜海回故鄉（鄆城），守制兩年。宣統二年，除服到京，當時陸軍部尚書鐵良、民政部尚書肅親王善耆、軍機大臣大學士鹿傳霖等對我都很重視，尤其是善耆對我情誼殷殷，極力羅致。我當時對於權貴，不願趨附。而素常往來的人，可以分爲兩類：一類是在舊人中，有學問、有骨氣、操守廉潔，如陳宗嬀、徐\n坊、王寶田等；一類是歸國留學生及青年志士一流人物，如程家柽、徐佛蘇、侯延爽、陳干等。此外還有當時的文學家、政論家，如陳澹然、王正言、丁汝彪、莊陔蘭等。平日所談的，不外乎朝慮時局。大家全認爲清政不綱，列強環伺，岌岌可慮，舍革命而外，別無救國良策！\n那時我正在通州毅軍充當營務處，以此名義住京，在吏部候選。武漢事起，山東省正當南北之衝，環境異常危急，一般齊魯人士就互相聯絡，以“山東省紳商各界及教育會”的名義給我連來了兩次電報，促我回籍。電文大意爲：風雲日急，魯境尤危，咸盼賢能即速南歸，共謀大計，以保桑梓！我遂於接到電文的第二天，即辛亥九月十一日出京。\n十二日晨到濟南。十三日山東各界代表在師範學堂開會歡迎，雖僅數十人，皆爲當時社會中堅，我卻無一相識。當時大家以武漢事起，南北隔絕，音信不通，希望我將北京各方面的情況和對革命的措施，以及中外大事，作一報告。我即詳述當時的朝野見聞，他們又將山東各方面的形勢對我詳細地介紹了一番。\n這是我與山東人士晤談的第一次，但他們對我所說的話都以爲很中肯，在座的人雖以我爲最年輕，卻都對我很熱誠，一致表示敬重之意。他們正在極煩悶、極無聊、沒有辦法的時候，忽然來了一個生力軍，立時膽氣都壯起來。有的互相耳語，叫我聽見，說道：“沒想山東青年中有這麼一個人，從此可有辦法了！”他們都喜形於色的像得了一種安慰似的。散會後一兩日內，他們又紛紛對我訪問，先後各別詳談，我才約略知道了他們的派別行動。\n茲先簡單分述如下：當時在濟人士可以分成兩派：一派是同盟會，一派非同盟會。兩派對諮議局均是極端不滿的，對三\n議長尤甚，認爲均是腐舊官僚，暮氣已深，又爲“六二黨”所把持（所謂“六二黨”者，系議員六十二人，平均分配局中職權，原非政黨組織，不過專爲壟斷把持，爲一時權力結合的集團。當時因爲他們是六十二個人，所以一般稱他們爲“六二黨”），如不將它推翻，在政治上決無辦法，一切事業均難進行。況“六二黨”人是唯一的障礙，頗佔多數，必須組織起正直無私、有作爲、有能力的社會中堅人出來，方能應付當前環境。在前兩派中包含有不少的革命人士，如謝鴻燾（棲霞人）、徐鏡心（黃縣人）、丁惟汾（日照人）、丁世嶧（即丁佛言，黃縣人）、周樹標（安丘人）等；另外一派則是“六二黨”，其中的主動者則爲張漢章（鉅野人），他又是諮議局的祕書長，副議長王景禧專聽他的話，而正議長楊毓泗及另一副議長於普源又懦弱無能，隨人擺佈。\n在這兩天中，經過了種種醞釀，遂於陰曆九月十五日又開各界座談會，各界代表紛紛都來了。當時提出請願八條，由我領着各界代表好幾十位到巡撫衙門，門口衛隊攔着不叫進去，後來經過交涉，孫寶琦讓推幾個代表，這樣臨時推出六位代表，這六人是我和丁世嶧、周樹標、趙正印、王志勳、朱承恩。我們六人代表大家往見巡撫孫寶琦（字慕韓，浙江杭縣人），提出要求八項。內容如下：\n（一）政府不得借外債充軍餉，以殺戮我同胞。\n（二）政府須即速宣佈罷戰書，無論南軍要求何條，不得不允許。\n（三）現駐山東境內新軍，不得調遣出境。\n（四）現在山東應解協款及節省項下，暫停協解，概留爲本省練兵賑濟之用。\n（五）憲法須註明中國爲聯邦國體。\n（六）外官制地方稅皆由本省自定，政府不得干涉。\n（七）諮議局章程應即修訂，修訂後即爲本省憲法，得自由改定之。\n（八）本省有練兵保衛地方之自由。\n孫起初聽到覺得很詫異，對於要求各項，表面上雖沒有拒絕，而意思是甚難接受。經我和丁世嶧兩人反覆陳說，丁並與孫苦口辯論，孫意思才稍活動，答應可以向清廷代奏。\n又過了幾天，清內閣來電，分條答覆如下：\n第一條，外債已交資政院公決緩議，確無以山東土地作抵之說，決不作爲軍餉之用。\n第二條，朝廷已宣佈罷戰。至所稱南軍要求一節，俟將來提有條件，再行徵集各省意見，如意見相同，即可照準。\n第三條，已有電諭停止調遣。\n第四條，協餉準其暫停。\n第五條、第六條、第七條，應在憲法中規定。資政院業經提出協商修改諮議局章程，確認諮議局爲各省長官對待機關，將來編纂憲法及局章官制稅法，各省事同一律，自應徵集各省意見，公同議決。\n第八條，係爲保衛地方治安起見，應即照準。\n此電系在聯合會成立之後來的，爲前後銜接起見，故提前照錄於此。\n十七日又在濟南大明湖南岸諮議局開各界代表大會，到會的人很多，都爭取發言，情況逐漸激烈。發言的大概是：先說山東當時所處的境況非常險惡，必須急謀應付之策，這是諮議局的責任，而現在的諮議局非但不能與地方有益，而且勾結官府，是最大的障礙！遂宣佈該局種種的腐敗惡劣罪狀。說到這裏，羣情更加激昂。齊聲高呼：“非根本推翻不可！”於是全場\n一致通過。此時完全變成了革命性質。因爲諮議局是清政府法定的民選立法機關，推翻該局，即無異推翻清廷的一切法令，雖無獨立之名，已經形成獨立之實了。\n這確是山東空前未有的舉動！在清未看來，簡直是造反，立即轟動全城。有驚奇的，有駭怪的，有反對的，有認爲是絕對不可的，有以爲是兒戲的，有諮嗟嘆息閉目搖頭，認爲是禍將立至的。\n惟有兩派人，與上述想法不同。一派是具有同盟會精神的，認爲時機已到，歡呼相慶，如謝鴻燾、徐鏡心、丁惟汾、陳干（昌邑人）等所結合的一派；另一派是內心久已不滿於“六二黨”的把持，又因曲詩文一案（詳見《山東近代史資料》第二分冊，山東人民出版社出版），受“六二黨”的排斥，鬥爭失敗，憤而辭職的，如丁世嶧、周樹標、王志勳、曲卓新（榮成人）等，認爲敵黨的巢穴既經推翻，從此不致再受他們的壓迫，可以吐一口氣，也可以再作打算，另有別的作爲。這兩派之外，大都是隨大流看熱鬧，於中各顯身手，相機活動。當時的情況，是緊張、凌亂、複雜的。\n在推翻諮議局之後，必須另有組織，作爲代替的機構。於是多數認爲既有各界代表在場，就應該正式成立山東全省各界聯合總會，以爲全省立法監督行政最高機關。當經全場一致認爲必要，而山東全省各界聯合總會遂於此時正式成立。\n成立之後，必須着手選舉正副會長，而從前諮議局議長當然無分，按手續應該先選正會長，於是大衆不謀而同地高呼：“正會長非夏某不可！”全會一致完全贊成，這真是我想不到的事。\n這些人在我未回山東以前全不認識，毫無往來。我自出書房之後，就在京津一帶作事，並沒有在本省呆過，不知道他們\n爲什麼要推舉我。這時候，真如韓信登臺，一軍皆驚。事後我才知道他們推舉我的原因，含有數種作用：（一）是在我初到濟南於兩次歡迎會上，他們聽到我的議論和見到我的舉動態度，都認爲非常滿意而印象很好。（二）是被推翻的諮議局人數衆多，不容易與之對抗。（三）是被取消的三位議長都是翰林、道員，皆有相當的勢力，在全省的人事中，聲望、能力能與之抗衡對壘者，實難其選！（四）我雖沒在本省作過事，而自幼在應科歲考時所作的文字頗有人喜歡傳誦，因此薄獲虛名。又在京任職時，於同鄉中，亦頗負廉能之望。（五）山東軍界將領，還有許多是我父在日的下級軍官，舉出我來，既可以與舊勢力對抗，又可以對各方應付號召。\n在當時，人選很難，選舊的頑固陳腐，決難有爲；選新人非但資輕望淺，而且又各不相下。再說，在當時的局面下，當會長的確是具有絕大危險性的一宗責任，事倘失敗，即有抄家滅門之禍！不要說新舊難得其人，即便能在新舊兩派中選得出來，也無人敢於承當。這是事先他們已有籌劃準備，不是臨時偶然發動的。\n我被選出之後，既不能辭，也不便辭，只有準備竭盡所有的力量擔當一切，應付一切，決不願有絲毫對不起地方，對不起國家的地方。\n當選舉副會長的時候，我提出了於普源。我的用意是因爲於普源人尚老實，沒有惡劣的官僚習氣；又因爲他是舊諮議局副議長，提出他來，既可以容易攜手，不致有所牴牾，又可以減少舊派與“六二黨”被解散議員的反對力量。我提出於來之後，也無人反對，當即通過。但是於不敢承認，就銷聲匿跡地回他的原籍濰縣去了。於不敢就職，我又提出範之傑來，因範也是一個翰林，在北京的御史中也相當的敢言，頭腦亦頗清\n楚，行爲也很謹慎，大會因我介紹了範的簡歷，也就贊成通過。\n沒有想到後來範也不敢擔任，雖勉強就職，數日後也就寂然而去了。以後繼任的副會長又選出了莊陔蘭和王訥，莊是莒縣人，光緒甲辰科翰林，王是安丘人，舉人。他們兩個都是日本留學生。我與莊在北京的時候就認識，我認爲他能讀書，有謀略，外表極樸素而抱負權奇，遇事舉重若輕，不動聲色，對黃老之學頗有研究。但他也有弱點，往往對事以兒戲處之。他也是我由北京調來的，因爲我的性質與他頗有相反處，遇事舉輕若重，對人又不圓融，硜硜介介，過於亢直，他能對我不顧情面，隨時匡正我的短處，所以我首先把他由北京調到濟南。後來我離開了濟南，就把聯合會事體完全託付給他了。至於王訥的爲人，亦頗勇於任事，但有時見解被動，有時不擇手段，有時個人主義頗重。不過在那個局面之中，到處奔走，聯絡宣傳，不辭勞瘁，後來吳炳湘逮捕革命志士，他也曾多方營救，其長處也是不可掩沒的。\n聯合會的副會長、由莊、王二人擔任，後來我在北京時，他們有重要事項，還向我報告，一直未斷聯繫。至於聯合會正會長一職，始終就是我自己，並未選過第二人，一直到民國元年聯合會告終，才解了職。\n大會成立之後，每日分組辦事，最重要的是祕書長。張漢章是舊諮議局的祕書長，諮議局已經取消，他的祕書長的資格當然不存在了。我自到濟南以來，每日都有很多的社會人士相訪。我所接觸的諸人中，覺得丁世嶧最爲出色，無論是見解、辯才、志氣、行動，皆有特出之點，所以我就毅然委任他爲本會祕書長了。會中多數認爲適當，惟有“六二黨”的主幹心懷不滿，但在大會成立之初，決不能有任何表示。\n第二天，孫寶琦因城內秩序不佳，恐難維持，就請我到撫署晤談並徵求意見。他說：“巡警道潘延祖（雲南人）年老力衰，近來又復多病，對於管理全省警權，決難勝任。閣下是參加創辦京津警的的熱手，現當全城危急之秋，無論如何，警政一席，務請屈就！”我當時很躊躇不能立即答應。當即對他說：“此事須提交大會來決定，我不能擅自主張。”在這時候，城內外的警察分署對於集會結社已時時有干涉監視的舉動。\n我當天就回到聯合會，將此事說明，徵求大會的意見，贊成者居十分之九，不贊成者居十分之一。一小部分人認爲聯合會是立法機構，會長是要監督巡撫的。兼了巡警道，就要一方面受巡撫的節制，遇事恐有掣肘之處。大多數人又以爲巡警道一職，掌管全省的警權，地位至爲重要，在進行革命上，關係很大，如果這個職務落在旁人的手裏，必然是革命道路上的一種障礙。只要會裏的事，撫臺不能干涉，警權還要由我們自己掌握纔好！因爲這個緣故，一致贊成由我擔任。我於是就在大家同意之下，以聯合會長而兼巡警道之職。\n巡警道一職固然是重要，但我對於警政尚不十分外行，那個時候，還算是稍有經驗的。以我的精力，頗能應付有餘。不過聯合會的事體比較重要，每日必須到會，且各界人士紛紛晉謁，絡繹不絕，日必數百起，以致毫無片刻之暇。除了特別事故及重要文件外，於警署例行公牘勢難兼顧，乃與孫寶琦說明，增設提調一員，委派汪涵充任。汪原來是山東中路巡防營統領，他是江蘇寶應人，是我父門生。光緒甲午之戰，他即在我父幕中，人極聰明，有謀略，詩詞書畫都有特長，在幕中十餘年之久。他原來與趙秉鈞（河南嵩縣人，清季曾任民政部侍郎，詳見後文）是盟兄弟，我父去世之後，他由趙秉鈞推薦給山東巡撫袁樹勳，於孫寶琦到山東後，他才因病辭職。我自到\n濟南，一直就住在他家裏，所以警署的例行公事，由他代閱，最爲妥當，也最爲放心。\n不意我接了巡警道以後，北京的傳諭又到，清廷派柯劭忞（膠縣人，翰林）爲辦理山東省團練大臣，派我爲副大臣。我後來聽說這是由於在京的山東京官聯名保舉我去辦理本省的團練。他們認爲我思想尚新，在京任職時又頗有成績，且是舊家出身，在地方上夙負人望，如到山東去，是于本省有益的，早就保舉上去，不過清廷因有種種考慮，未即發表。後來見山東形勢已變，又想借我收拾殘局，這才發表了柯爲正我爲副的諭旨。我既任聯合會的會長，當然不能再兼此事，柯也沒敢來上任，因此團練一職就沒有實現。及至山東獨立取消後，清內閣又改任柯爲山東宣慰使，曾匆匆到濟南來過一次，那時候我已離開山東了。\n以上是我在山東省參加革命時所經歷的一段情況和我與山東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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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二、個人的參加革命我和山東的關係\n在談山東獨立的經過以前，先談談我個人的身世及與山東的關係。我生長於舊家庭，我父在清季曾任雲南提督，甲午之戰，保障齊魯，庚子之役，堵御聯軍，衛國守土的事蹟，在清史上都有記載。我幼年隨軍，讀的是舊書經史詞章。我的出身，是由附貢考取鴻臚寺序班及一品廕生。像我這樣的一箇舊家子弟，反而參加了革命行列，豈不是令人難以置信的怪事麼？要推究其中的原因，有下列數端：\n（一）我在十餘歲時，即喜歡研究問題，看到梁啓超等所辦的《時務報》、《新民叢報》、《中國魂》等，覺得很新奇，頗喜閱覽，因之思想上漸傾向於革新，這也爲我參加革命播下了種子。\n（二）我幼年趕上甲午之戰，其後又經歷戊戌政變、庚子之變看見割臺灣與日本，割青島與德國，割威海衛與英國。眼見國事日非，危亡在即，如想救國圖存，不得不從政治上改良入手。\n（三）甲午之戰，我父在登州督師抗日，打沉日寇兩隻船，保衛了國土（詳見於山東巡撫李秉衡的奏議及《上海申報》）；八國聯軍攻進北京時，在後方作防禦，攔阻洋兵前進（詳見於李鴻章的電文，原件惜爲張宗昌所抄沒），歿後，清廷予諡“武識”，在清廷御賜的碑文祭文上，對於抵禦外侮，守土衛國中外皆知的事蹟，竟不敢提及一字，惟恐開罪於外國。由此一點，我感覺這真不成爲國家，是我生平最憤恨的事。\n（四）我在天津警谳局當審判官時，專辦理租界交涉、違警案件，因之與外人接觸甚多。他們那種專橫無理，實在令人\n難以忍受，我終日與他們據理力爭，頗費脣舌，而上級長官反以我爲多事，不予支持。例如：天津女子師範教員呂碧城之姊呂眉蓀在天津東北城角官銀號旁被電車壓傷。當時電車公司是比利時經營（因庚子、辛丑和約賠償條約中把天津市內電車行駛權劃歸比利時經營），電車司機倚仗外國勢力，漫不經心，以致傷人之事常常發生。我與之交涉，要求賠償及懲辦肇事司機，主張從嚴辦理，以警將來。而前後任海關道的唐紹儀、梁敦彥等均和我的意見不合，謂我爲少年氣盛，竟不採納我的主張。我感覺到弱國無外交，人命不值錢，這是非常憤懣苦痛的。\n（五）我在光緒三十四年，曾乘坐過德國的提督號輪船，由天津經過煙臺到青島，在船上看見對於中國人的種種歧視，下船後的檢驗身體，更是對人任意凌侮。那種蠻橫的態度，尤足令人精神上受到極大的刺激。\n（六）我在清末是即用知府，歸吏部銓選，趕上兩次知府出缺，應該由我補授，皆因該部司官書吏把持索賄，結果均未補上。我目睹當時政治的腐敗，除了付之一嘆外，別無辦法。以上兩端，全是當時個人耳目所接觸，親身所經歷的，使我對於政治前途、國家地位均已絕望，以爲這種現象要不改良，恐怕決難存在，所以時思發憤圖強，另闢途徑，這都是促成我參加革命事業的原因。\n光緒三十三年，我任靜海縣知縣。三十四年丁父憂，由靜海回故鄉（鄆城），守制兩年。宣統二年，除服到京，當時陸軍部尚書鐵良、民政部尚書肅親王善耆、軍機大臣大學士鹿傳霖等對我都很重視，尤其是善耆對我情誼殷殷，極力羅致。我當時對於權貴，不願趨附。而素常往來的人，可以分爲兩類：一類是在舊人中，有學問、有骨氣、操守廉潔，如陳宗嬀、徐\n坊、王寶田等；一類是歸國留學生及青年志士一流人物，如程家柽、徐佛蘇、侯延爽、陳干等。此外還有當時的文學家、政論家，如陳澹然、王正言、丁汝彪、莊陔蘭等。平日所談的，不外乎朝慮時局。大家全認爲清政不綱，列強環伺，岌岌可慮，舍革命而外，別無救國良策！\n那時我正在通州毅軍充當營務處，以此名義住京，在吏部候選。武漢事起，山東省正當南北之衝，環境異常危急，一般齊魯人士就互相聯絡，以“山東省紳商各界及教育會”的名義給我連來了兩次電報，促我回籍。電文大意爲：風雲日急，魯境尤危，咸盼賢能即速南歸，共謀大計，以保桑梓！我遂於接到電文的第二天，即辛亥九月十一日出京。\n十二日晨到濟南。十三日山東各界代表在師範學堂開會歡迎，雖僅數十人，皆爲當時社會中堅，我卻無一相識。當時大家以武漢事起，南北隔絕，音信不通，希望我將北京各方面的情況和對革命的措施，以及中外大事，作一報告。我即詳述當時的朝野見聞，他們又將山東各方面的形勢對我詳細地介紹了一番。\n這是我與山東人士晤談的第一次，但他們對我所說的話都以爲很中肯，在座的人雖以我爲最年輕，卻都對我很熱誠，一致表示敬重之意。他們正在極煩悶、極無聊、沒有辦法的時候，忽然來了一個生力軍，立時膽氣都壯起來。有的互相耳語，叫我聽見，說道：“沒想山東青年中有這麼一個人，從此可有辦法了！”他們都喜形於色的像得了一種安慰似的。散會後一兩日內，他們又紛紛對我訪問，先後各別詳談，我才約略知道了他們的派別行動。\n茲先簡單分述如下：當時在濟人士可以分成兩派：一派是同盟會，一派非同盟會。兩派對諮議局均是極端不滿的，對三\n議長尤甚，認爲均是腐舊官僚，暮氣已深，又爲“六二黨”所把持（所謂“六二黨”者，系議員六十二人，平均分配局中職權，原非政黨組織，不過專爲壟斷把持，爲一時權力結合的集團。當時因爲他們是六十二個人，所以一般稱他們爲“六二黨”），如不將它推翻，在政治上決無辦法，一切事業均難進行。況“六二黨”人是唯一的障礙，頗佔多數，必須組織起正直無私、有作爲、有能力的社會中堅人出來，方能應付當前環境。在前兩派中包含有不少的革命人士，如謝鴻燾（棲霞人）、徐鏡心（黃縣人）、丁惟汾（日照人）、丁世嶧（即丁佛言，黃縣人）、周樹標（安丘人）等；另外一派則是“六二黨”，其中的主動者則爲張漢章（鉅野人），他又是諮議局的祕書長，副議長王景禧專聽他的話，而正議長楊毓泗及另一副議長於普源又懦弱無能，隨人擺佈。\n在這兩天中，經過了種種醞釀，遂於陰曆九月十五日又開各界座談會，各界代表紛紛都來了。當時提出請願八條，由我領着各界代表好幾十位到巡撫衙門，門口衛隊攔着不叫進去，後來經過交涉，孫寶琦讓推幾個代表，這樣臨時推出六位代表，這六人是我和丁世嶧、周樹標、趙正印、王志勳、朱承恩。我們六人代表大家往見巡撫孫寶琦（字慕韓，浙江杭縣人），提出要求八項。內容如下：\n（一）政府不得借外債充軍餉，以殺戮我同胞。\n（二）政府須即速宣佈罷戰書，無論南軍要求何條，不得不允許。\n（三）現駐山東境內新軍，不得調遣出境。\n（四）現在山東應解協款及節省項下，暫停協解，概留爲本省練兵賑濟之用。\n（五）憲法須註明中國爲聯邦國體。\n（六）外官制地方稅皆由本省自定，政府不得干涉。\n（七）諮議局章程應即修訂，修訂後即爲本省憲法，得自由改定之。\n（八）本省有練兵保衛地方之自由。\n孫起初聽到覺得很詫異，對於要求各項，表面上雖沒有拒絕，而意思是甚難接受。經我和丁世嶧兩人反覆陳說，丁並與孫苦口辯論，孫意思才稍活動，答應可以向清廷代奏。\n又過了幾天，清內閣來電，分條答覆如下：\n第一條，外債已交資政院公決緩議，確無以山東土地作抵之說，決不作爲軍餉之用。\n第二條，朝廷已宣佈罷戰。至所稱南軍要求一節，俟將來提有條件，再行徵集各省意見，如意見相同，即可照準。\n第三條，已有電諭停止調遣。\n第四條，協餉準其暫停。\n第五條、第六條、第七條，應在憲法中規定。資政院業經提出協商修改諮議局章程，確認諮議局爲各省長官對待機關，將來編纂憲法及局章官制稅法，各省事同一律，自應徵集各省意見，公同議決。\n第八條，係爲保衛地方治安起見，應即照準。\n此電系在聯合會成立之後來的，爲前後銜接起見，故提前照錄於此。\n十七日又在濟南大明湖南岸諮議局開各界代表大會，到會的人很多，都爭取發言，情況逐漸激烈。發言的大概是：先說山東當時所處的境況非常險惡，必須急謀應付之策，這是諮議局的責任，而現在的諮議局非但不能與地方有益，而且勾結官府，是最大的障礙！遂宣佈該局種種的腐敗惡劣罪狀。說到這裏，羣情更加激昂。齊聲高呼：“非根本推翻不可！”於是全場\n一致通過。此時完全變成了革命性質。因爲諮議局是清政府法定的民選立法機關，推翻該局，即無異推翻清廷的一切法令，雖無獨立之名，已經形成獨立之實了。\n這確是山東空前未有的舉動！在清未看來，簡直是造反，立即轟動全城。有驚奇的，有駭怪的，有反對的，有認爲是絕對不可的，有以爲是兒戲的，有諮嗟嘆息閉目搖頭，認爲是禍將立至的。\n惟有兩派人，與上述想法不同。一派是具有同盟會精神的，認爲時機已到，歡呼相慶，如謝鴻燾、徐鏡心、丁惟汾、陳干（昌邑人）等所結合的一派；另一派是內心久已不滿於“六二黨”的把持，又因曲詩文一案（詳見《山東近代史資料》第二分冊，山東人民出版社出版），受“六二黨”的排斥，鬥爭失敗，憤而辭職的，如丁世嶧、周樹標、王志勳、曲卓新（榮成人）等，認爲敵黨的巢穴既經推翻，從此不致再受他們的壓迫，可以吐一口氣，也可以再作打算，另有別的作爲。這兩派之外，大都是隨大流看熱鬧，於中各顯身手，相機活動。當時的情況，是緊張、凌亂、複雜的。\n在推翻諮議局之後，必須另有組織，作爲代替的機構。於是多數認爲既有各界代表在場，就應該正式成立山東全省各界聯合總會，以爲全省立法監督行政最高機關。當經全場一致認爲必要，而山東全省各界聯合總會遂於此時正式成立。\n成立之後，必須着手選舉正副會長，而從前諮議局議長當然無分，按手續應該先選正會長，於是大衆不謀而同地高呼：“正會長非夏某不可！”全會一致完全贊成，這真是我想不到的事。\n這些人在我未回山東以前全不認識，毫無往來。我自出書房之後，就在京津一帶作事，並沒有在本省呆過，不知道他們\n爲什麼要推舉我。這時候，真如韓信登臺，一軍皆驚。事後我才知道他們推舉我的原因，含有數種作用：（一）是在我初到濟南於兩次歡迎會上，他們聽到我的議論和見到我的舉動態度，都認爲非常滿意而印象很好。（二）是被推翻的諮議局人數衆多，不容易與之對抗。（三）是被取消的三位議長都是翰林、道員，皆有相當的勢力，在全省的人事中，聲望、能力能與之抗衡對壘者，實難其選！（四）我雖沒在本省作過事，而自幼在應科歲考時所作的文字頗有人喜歡傳誦，因此薄獲虛名。又在京任職時，於同鄉中，亦頗負廉能之望。（五）山東軍界將領，還有許多是我父在日的下級軍官，舉出我來，既可以與舊勢力對抗，又可以對各方應付號召。\n在當時，人選很難，選舊的頑固陳腐，決難有爲；選新人非但資輕望淺，而且又各不相下。再說，在當時的局面下，當會長的確是具有絕大危險性的一宗責任，事倘失敗，即有抄家滅門之禍！不要說新舊難得其人，即便能在新舊兩派中選得出來，也無人敢於承當。這是事先他們已有籌劃準備，不是臨時偶然發動的。\n我被選出之後，既不能辭，也不便辭，只有準備竭盡所有的力量擔當一切，應付一切，決不願有絲毫對不起地方，對不起國家的地方。\n當選舉副會長的時候，我提出了於普源。我的用意是因爲於普源人尚老實，沒有惡劣的官僚習氣；又因爲他是舊諮議局副議長，提出他來，既可以容易攜手，不致有所牴牾，又可以減少舊派與“六二黨”被解散議員的反對力量。我提出於來之後，也無人反對，當即通過。但是於不敢承認，就銷聲匿跡地回他的原籍濰縣去了。於不敢就職，我又提出範之傑來，因範也是一個翰林，在北京的御史中也相當的敢言，頭腦亦頗清\n楚，行爲也很謹慎，大會因我介紹了範的簡歷，也就贊成通過。\n沒有想到後來範也不敢擔任，雖勉強就職，數日後也就寂然而去了。以後繼任的副會長又選出了莊陔蘭和王訥，莊是莒縣人，光緒甲辰科翰林，王是安丘人，舉人。他們兩個都是日本留學生。我與莊在北京的時候就認識，我認爲他能讀書，有謀略，外表極樸素而抱負權奇，遇事舉重若輕，不動聲色，對黃老之學頗有研究。但他也有弱點，往往對事以兒戲處之。他也是我由北京調來的，因爲我的性質與他頗有相反處，遇事舉輕若重，對人又不圓融，硜硜介介，過於亢直，他能對我不顧情面，隨時匡正我的短處，所以我首先把他由北京調到濟南。後來我離開了濟南，就把聯合會事體完全託付給他了。至於王訥的爲人，亦頗勇於任事，但有時見解被動，有時不擇手段，有時個人主義頗重。不過在那個局面之中，到處奔走，聯絡宣傳，不辭勞瘁，後來吳炳湘逮捕革命志士，他也曾多方營救，其長處也是不可掩沒的。\n聯合會的副會長、由莊、王二人擔任，後來我在北京時，他們有重要事項，還向我報告，一直未斷聯繫。至於聯合會正會長一職，始終就是我自己，並未選過第二人，一直到民國元年聯合會告終，才解了職。\n大會成立之後，每日分組辦事，最重要的是祕書長。張漢章是舊諮議局的祕書長，諮議局已經取消，他的祕書長的資格當然不存在了。我自到濟南以來，每日都有很多的社會人士相訪。我所接觸的諸人中，覺得丁世嶧最爲出色，無論是見解、辯才、志氣、行動，皆有特出之點，所以我就毅然委任他爲本會祕書長了。會中多數認爲適當，惟有“六二黨”的主幹心懷不滿，但在大會成立之初，決不能有任何表示。\n第二天，孫寶琦因城內秩序不佳，恐難維持，就請我到撫署晤談並徵求意見。他說：“巡警道潘延祖（雲南人）年老力衰，近來又復多病，對於管理全省警權，決難勝任。閣下是參加創辦京津警的的熱手，現當全城危急之秋，無論如何，警政一席，務請屈就！”我當時很躊躇不能立即答應。當即對他說：“此事須提交大會來決定，我不能擅自主張。”在這時候，城內外的警察分署對於集會結社已時時有干涉監視的舉動。\n我當天就回到聯合會，將此事說明，徵求大會的意見，贊成者居十分之九，不贊成者居十分之一。一小部分人認爲聯合會是立法機構，會長是要監督巡撫的。兼了巡警道，就要一方面受巡撫的節制，遇事恐有掣肘之處。大多數人又以爲巡警道一職，掌管全省的警權，地位至爲重要，在進行革命上，關係很大，如果這個職務落在旁人的手裏，必然是革命道路上的一種障礙。只要會裏的事，撫臺不能干涉，警權還要由我們自己掌握纔好！因爲這個緣故，一致贊成由我擔任。我於是就在大家同意之下，以聯合會長而兼巡警道之職。\n巡警道一職固然是重要，但我對於警政尚不十分外行，那個時候，還算是稍有經驗的。以我的精力，頗能應付有餘。不過聯合會的事體比較重要，每日必須到會，且各界人士紛紛晉謁，絡繹不絕，日必數百起，以致毫無片刻之暇。除了特別事故及重要文件外，於警署例行公牘勢難兼顧，乃與孫寶琦說明，增設提調一員，委派汪涵充任。汪原來是山東中路巡防營統領，他是江蘇寶應人，是我父門生。光緒甲午之戰，他即在我父幕中，人極聰明，有謀略，詩詞書畫都有特長，在幕中十餘年之久。他原來與趙秉鈞（河南嵩縣人，清季曾任民政部侍郎，詳見後文）是盟兄弟，我父去世之後，他由趙秉鈞推薦給山東巡撫袁樹勳，於孫寶琦到山東後，他才因病辭職。我自到\n濟南，一直就住在他家裏，所以警署的例行公事，由他代閱，最爲妥當，也最爲放心。\n不意我接了巡警道以後，北京的傳諭又到，清廷派柯劭忞（膠縣人，翰林）爲辦理山東省團練大臣，派我爲副大臣。我後來聽說這是由於在京的山東京官聯名保舉我去辦理本省的團練。他們認爲我思想尚新，在京任職時又頗有成績，且是舊家出身，在地方上夙負人望，如到山東去，是于本省有益的，早就保舉上去，不過清廷因有種種考慮，未即發表。後來見山東形勢已變，又想借我收拾殘局，這才發表了柯爲正我爲副的諭旨。我既任聯合會的會長，當然不能再兼此事，柯也沒敢來上任，因此團練一職就沒有實現。及至山東獨立取消後，清內閣又改任柯爲山東宣慰使，曾匆匆到濟南來過一次，那時候我已離開山東了。\n以上是我在山東省參加革命時所經歷的一段情況和我與山東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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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山東省在革命時期的各派系人物\n在我們談到山東獨立時，不能不牽涉到當時的人物，因爲歷史與人物兩者是分不開的，故有把獨立時各方面人物分別一談的必要，藉此更可以明瞭山東獨立的全貌。\n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蒐集近代史料，要求由親身參加或與見聞有關的人撰寫，內容必須真實具體，據此就不能不於精簡中力求翔實。\n自從聯合會成立以後，一直到宣告山東獨立，在這個過程中，我留心觀察各方面的情況、各派別的人物，關於他們的思想、行動、才幹等，逐漸瞭解了一些。大約可分爲數項如下：\n當時的人物派別，可以分爲同盟會與非同盟會。當清末山東省留日學生參加孫中山先生所組織的同盟會的亦頗不少，如徐鏡心、丁惟汾、謝鴻燾等爲首，其它尚有蔣洗凡（博興人）、於洪起（棲霞人）、宋紹唐（菏澤人）、張樹德（臨清人）、陳干、姜致中（登州人）、周慶恩（歷城人）等。此外不隸屬於同盟會的，如：丁世嶧、曲卓新、周樹標、趙正印、蕭永弼（長清人）、金志漢（濟南人）、於明信（臨朐人）、叢琯珠（文登人）、韓履祥（鄆城人）、安舉賢（日照人）等，都是當時各方面的活動人物。\n還有些學生代表，如王者塾（諸城人，後名王樂平，法政學堂學生代表）、鄧樹貞（菏澤人，濟南高等學堂學生代表）、孫斌（蓬萊人，師範學堂學生代表）、馬素貞（女，棲霞人，婦女代表）、秦瓚（女，河南人）等，他們差不多每天都到聯合會中來商洽事體，在社會上作種種的活動。如馬素貞、秦瓚等人曾成立女生勸助軍餉會，領導女學生勸助軍餉（見有關辛亥革命山東獨立現存文件章則類第四號《女生勸助軍餉公啓》、《女生勸助軍餉會規則》等，以後有關此項文件，概從簡稱文件某某類某某號）。而一般留學生中，先後返回祖國參加革命的大都以振興教育爲號召，如謝鴻燾曾主辦東牟公學，劉東候（濰縣人）主辦山左公學，丘丕振（掖縣人）主辦掖西中學，均致力於培養青年，散佈革命種子，而爲將來革命事業之萌芽。\n清末到民國初元，山東東西兩派（指東府西府與國民共和二黨，張代表東府，王代表西府）的首領張公制（安丘人）和王鴻一（鄆城人），他們在獨立時都沒有參加。張因與“六二黨”衝突，憤而辭議員職，返回安丘原籍，王是時在曹州辦教育。\n客籍人士中，則以張志（四川富順人）爲首，此外有雷光\n宇（湖南瀏陽人）、樓兆梓（浙江紹興人）、蕭方駿（四川三臺人）、姚鵬圖（江蘇太倉人）、朱是（浙江人）、龔積柄（安徽合肥人）、孫松齡（河北蠡縣人）、李崧（雲南人）、李肇甫（四川人）等。其中頗有些人爲孫寶琦網羅於他的幕府之中，此外則以在教育界的居其多數，尤其是張、雷二人更爲教育界中的重要人物，張最爲傑出，後來任山東高等審判廳長，因抗拒張宗昌遇害。\n再談一談當時山東省的高級官吏。巡撫孫寶琦曾經出使法、日、葡、德等國，比較開明，也能延攬人才；但是他的父親孫詒經在清季作過侍郎等要職，又與慶親王奕劻及袁世凱均爲兒女姻親，所以他決不可能走上革命的道路。此外布政使胡建樞（安徽鳳陽人），是前清進士，歷任州、縣、府、道等缺，洊升按察使、布政使，直到巡撫。胡年事已高，可以說是廉謹一路的人物。按察使吳煜（安徽合肥人），系軍功出身，由淮軍起家，爲人謹慎，當時也頗有能名。提學使陳榮昌（雲南昆明人），清季翰林，曾任御史，鯁直敢言，頗有氣節。他于山東省獨立後去職，從此即未出仕。巡警道潘延祖（雲南人），就是我的前任。勸業道先是蕭應椿（雲南昆明人），後是何承燾（江蘇人），蕭是經濟特科出身，何原來在上海經商。\n武官中在本省的有三鎮、五路統領。三鎮總兵是登州鎮總兵葉長盛（安徽人），兼五鎮第十協協統，兗州鎮總兵田中玉（河北人），曹州鎮總兵張善義（蓬萊人）。五路巡防營統領是中路聶憲藩（安徽人，清季名將提督聶士成之子），後路方致祥（安徽人），還有靳呈雲（河南人），其它兩路，由兗、曹兩鎮總兵各兼一路。\n由上所述，山東省的環境，以當時的大勢所趨，政治的腐敗，積弊已深，加以開明人士從中醞釀，只有走上革命道路。\n何況武漢起義，勢力蔓延，雖想保持原狀也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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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三、山東省在革命時期的各派系人物\n在我們談到山東獨立時，不能不牽涉到當時的人物，因爲歷史與人物兩者是分不開的，故有把獨立時各方面人物分別一談的必要，藉此更可以明瞭山東獨立的全貌。\n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蒐集近代史料，要求由親身參加或與見聞有關的人撰寫，內容必須真實具體，據此就不能不於精簡中力求翔實。\n自從聯合會成立以後，一直到宣告山東獨立，在這個過程中，我留心觀察各方面的情況、各派別的人物，關於他們的思想、行動、才幹等，逐漸瞭解了一些。大約可分爲數項如下：\n當時的人物派別，可以分爲同盟會與非同盟會。當清末山東省留日學生參加孫中山先生所組織的同盟會的亦頗不少，如徐鏡心、丁惟汾、謝鴻燾等爲首，其它尚有蔣洗凡（博興人）、於洪起（棲霞人）、宋紹唐（菏澤人）、張樹德（臨清人）、陳干、姜致中（登州人）、周慶恩（歷城人）等。此外不隸屬於同盟會的，如：丁世嶧、曲卓新、周樹標、趙正印、蕭永弼（長清人）、金志漢（濟南人）、於明信（臨朐人）、叢琯珠（文登人）、韓履祥（鄆城人）、安舉賢（日照人）等，都是當時各方面的活動人物。\n還有些學生代表，如王者塾（諸城人，後名王樂平，法政學堂學生代表）、鄧樹貞（菏澤人，濟南高等學堂學生代表）、孫斌（蓬萊人，師範學堂學生代表）、馬素貞（女，棲霞人，婦女代表）、秦瓚（女，河南人）等，他們差不多每天都到聯合會中來商洽事體，在社會上作種種的活動。如馬素貞、秦瓚等人曾成立女生勸助軍餉會，領導女學生勸助軍餉（見有關辛亥革命山東獨立現存文件章則類第四號《女生勸助軍餉公啓》、《女生勸助軍餉會規則》等，以後有關此項文件，概從簡稱文件某某類某某號）。而一般留學生中，先後返回祖國參加革命的大都以振興教育爲號召，如謝鴻燾曾主辦東牟公學，劉東候（濰縣人）主辦山左公學，丘丕振（掖縣人）主辦掖西中學，均致力於培養青年，散佈革命種子，而爲將來革命事業之萌芽。\n清末到民國初元，山東東西兩派（指東府西府與國民共和二黨，張代表東府，王代表西府）的首領張公制（安丘人）和王鴻一（鄆城人），他們在獨立時都沒有參加。張因與“六二黨”衝突，憤而辭議員職，返回安丘原籍，王是時在曹州辦教育。\n客籍人士中，則以張志（四川富順人）爲首，此外有雷光\n宇（湖南瀏陽人）、樓兆梓（浙江紹興人）、蕭方駿（四川三臺人）、姚鵬圖（江蘇太倉人）、朱是（浙江人）、龔積柄（安徽合肥人）、孫松齡（河北蠡縣人）、李崧（雲南人）、李肇甫（四川人）等。其中頗有些人爲孫寶琦網羅於他的幕府之中，此外則以在教育界的居其多數，尤其是張、雷二人更爲教育界中的重要人物，張最爲傑出，後來任山東高等審判廳長，因抗拒張宗昌遇害。\n再談一談當時山東省的高級官吏。巡撫孫寶琦曾經出使法、日、葡、德等國，比較開明，也能延攬人才；但是他的父親孫詒經在清季作過侍郎等要職，又與慶親王奕劻及袁世凱均爲兒女姻親，所以他決不可能走上革命的道路。此外布政使胡建樞（安徽鳳陽人），是前清進士，歷任州、縣、府、道等缺，洊升按察使、布政使，直到巡撫。胡年事已高，可以說是廉謹一路的人物。按察使吳煜（安徽合肥人），系軍功出身，由淮軍起家，爲人謹慎，當時也頗有能名。提學使陳榮昌（雲南昆明人），清季翰林，曾任御史，鯁直敢言，頗有氣節。他于山東省獨立後去職，從此即未出仕。巡警道潘延祖（雲南人），就是我的前任。勸業道先是蕭應椿（雲南昆明人），後是何承燾（江蘇人），蕭是經濟特科出身，何原來在上海經商。\n武官中在本省的有三鎮、五路統領。三鎮總兵是登州鎮總兵葉長盛（安徽人），兼五鎮第十協協統，兗州鎮總兵田中玉（河北人），曹州鎮總兵張善義（蓬萊人）。五路巡防營統領是中路聶憲藩（安徽人，清季名將提督聶士成之子），後路方致祥（安徽人），還有靳呈雲（河南人），其它兩路，由兗、曹兩鎮總兵各兼一路。\n由上所述，山東省的環境，以當時的大勢所趨，政治的腐敗，積弊已深，加以開明人士從中醞釀，只有走上革命道路。\n何況武漢起義，勢力蔓延，雖想保持原狀也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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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響應武漢宣告獨立的經過\n出人意外的事，忽然在陰曆九月十九日的晚上發生了。那晚我正在孫寶琦的辦公室會談，聯合會來人報告說：“會中來了五位軍官，要見會長。”我令人由電話中告訴他們說：“現在已晚，有事明天再說。”他們說：“有事相商，明天不成！”我說：“如明天不成，可以令人轉達。”答覆說：“轉達也不成，必須親見會長。”我沒有法子，只好回到會里（當時會址系在諮議局舊址）。\n及至我回到會後，即看見有五位軍人正在總務組辦公室和張漢章談話，見我進來，一齊起來，態度很恭順安靜的樣子，不像有什麼緊張的情況。當由張一一介紹，方纔知道這五個人的姓名。他們是黃治坤（第五鎮參謀）、張弼臣（第五鎮教練官）、潘小泉（第五鎮軍佐）、上官建勳（第五鎮十九標第三營營長），還有一個人姓胡，名字似乎是胡季芳，記不清了。\n首先發言的是黃治坤。這時候我看見他們的神氣很一致，彷彿已有成算在胸，又覺得張漢章微有得意之色。又見桌子上有杯盤未撤，好像他們在一塊兒一同剛喫完飯的光景。我心中稍微有一點懷疑，遂即問他們要見我的用意。首先由黃髮言說：“現在成立聯合會，甚爲一般人所期待，會長的聲望我們很久仰……”以下都是恭維的話，毋用細述。我又問他們的來意究竟爲何？當由黃、潘、張三人先後發言，所說不外乎“現在武漢事起，清廷已派蔭昌督師南下，我們山東不能出兵，支援進攻武漢。”我說：“這倒不必顧慮，已與孫撫帥商定山東保境安民，決不出兵了！”他們又說：“要是僅僅的不出兵，恐怕\n不能算完事，山東既在清政府統制之下，仍得聽他們調度。若想真不出兵，非與清廷斷絕關係不可！只有趕緊先發制人，宣佈獨立的法子最爲妥當！”\n我說：“此種辦法，並非毫無理由，但不能如此簡單輕率。山東成立聯合會，在規定八條之內，既不出兵，又不許抵押借款，已與宣佈獨立差不多了。第二步須當相機緩圖，若操之過急，怕無利有害，我們萬不可務虛名受實禍！至於說到革命救國，我們所抱的目的是相同的。不過我是山東人，尤其得格外慎重，以免對不起桑梓！因爲全省的秩序與人民安危，需要十分慎重，請你們諸位要多加考慮！”\n黃、張二人又陳說種種利害。我說：“現在軍政大權，仍歸孫撫臺執掌，必須先與他商量，再作計劃！他的意見如何，我不能代表，即便他能應允了，獨立以後，又將如何？”當他們聽到這話的時候，彼此相覷，一齊看着張漢章。張遂代他們發言說：“獨立以後，必須舉知兵大員總攬一切，否則恐難維持！現有代理第五鎮統制賈賓卿（河北大城人，原第十協協統）甚得軍心，可以舉他爲首領。”我接着說道：“山東還有登州、兗州、曹州三鎮總兵，還有五路巡防營，並不是僅僅一個第五鎮統制所能總轄，賈協統即便能代表陸軍第五鎮，也未必能代表登、兗、曹三鎮及五路巡防。”\n我說到這裏的時候，黃治坤等五人面色也有點改變，張漢章就露出蹴踖不安的樣子。原來張漢章因我任用丁世嶧爲祕書長，他就有些不高興，這在前面已經談過。此次五軍官之來，他頗以爲奇貨可居，就利用這個機會加以勾結，大約於我未回到會之前，已經應允他們五人包辦一切了。再者，這五人不過是參謀、營長等職，地位並不甚高，那時的軍政體制甚嚴，如何能氣勢洶洶的堅持立即親見會長，而且片刻不能待？後來我\n瞭解到這都是張漢章從中玩弄的手法，傳的假話。當黃治坤等尚未見我之前，已與張漢章有了聯繫，覺得此事很容易辦，及至同我交談之後，見我態度很果斷堅定，付易動搖，又聽見我的議論很不像他們所理想的那樣容易對付，當即覺得失望。尤其是張漢章連日在會中見我對於諸事應不的明快，頗爲各方所佩重，深知道我不能爲這五個人所屈服，恐怕我與黃治坤等言語不合，弄成僵局，以致難於收拾，當即竭力周旋，以便緩和當時的情況。\n此刻黃治坤等也便藉此下臺，向我告辭。不過在臨走的時候，微露威脅之意，說：“此事我們軍界已經一致，請會長務須詳加考慮，與孫撫帥商定辦法，我們一兩天內要聽回信！”至於他們五個人雖然全主張不出兵，但是其中也分爲兩種心理，如黃治坤、張弼臣兩人是日本留學生，確有政治革命思想，認爲這是一個革命的機會，潘是附和他們的，而上官建勳則不然了，他主張不出兵是怕死，怕當炮灰，此外那一個則是個機會主義者。他們幾個人思想雖然不同，而不出兵的主張卻是一致的。\n他們走後，我當夜又去孫寶琦處，將與黃治坤等談話的經過對他說了。孫聽完，即對我說：“孫寶琦在山東有守土之責，土既不能守，唯有以身相殉！縱令不死，也不能領着大家宣告獨立。”當時的語氣非常堅決，神情也非常緊張，相對默然良久。我說：“此事只有定期開大會再行決定，現在我們惟有出以鎮靜，只要與大局有益，似不便過於堅持。”遂即退出。\n在第二天晚八九點鐘的時候，代理第五鎮統制第十協協統賈賓卿忽來拜會，他騎着一匹白馬，帶着兩個步兵，便衣小帽，悄然來到大明湖東南岸匯波寺閣子汪宅即我的寓所。雖系初次見面，態度異常謙謹，首先向我表示謝意，說我對很\n好，非常感激，聽說大家要舉他擔任都督，我很維持他，特來向我道謝。我當時很詫異，因爲他說的話與事實全不相符，我想一定是黃治坤等捏造的。我看賈是中等身材，面貌黃白，微瘦，聲音低弱，不似一個武將的風度。\n這時候，我對於他所說的話，也不便當面揭穿，只有以不着邊際的話來答覆他。我說：“山東現在所處的環境，確是危急。況當全國風雲緊急之時，決不能就這樣的現狀支持下去。不過山東是山東人的山東，我是山東人，確不能不就大處着眼，如果立即獨立有利於山東，當然可行，否則還要相機酌量，再作道理！”我將他敷衍走後，遂和丁世嶧商議應付的方法。丁認爲這時候對賈說話不可有過於具體的表示，剛纔答覆他的話甚爲得法，看此情況，非開大會不可！我和丁世嶧剛談到這裏，謝鴻燾和丁惟汾兩人相繼而至。他們對於昨天五鎮五軍官見我談話及賈來見我的情形都已知道，都覺得異常高興，惟我以爲不能過於樂觀。遂說：“獨立時機成熟固是好事，不過是由五鎮發動，而且他們要舉賈爲首領，恐怕將來弄成一個尾大不掉的局面，則頗可嶧。”丁世峯也深以我的話爲然，丁惟汾點頭稱是。惟謝鴻燾說：“只要能獨立就好，別的暫都不必去管它！”在我們議論的時候，我們還不知道五鎮的內部已有了矛盾及內訌的問題將要發生。於是我們遂定於二十三日開全省各界聯合大會，來討論這個問題。\n到了開會那天，山東巡撫孫寶琦，聯合會會長、會員以及全省各界代表，各方人士及第五鎮的部分軍官如黃治坤等均行出席。\n大會由上午八點開起，一直開到晚間將近九點。當時發言的人甚爲踊躍，情緒非常激烈，會場空氣空前緊張，而發言最爲興奮的是同盟會、留學生及教育界的佔絕大多數。所說不外\n乎“以世界潮流及全國當前的種種需要，非徹底革命不可；以山東所處的環境而論，正在危急存亡、一髮千鈞之際，非即時宣告獨立，決不能挽救當前的局勢。”議論滔滔，風發泉湧，慷慨激昂，秩序漸行凌亂。當由同盟會黨人將全場各門完全把住，不準任何人出入，並將大門上鎖，殺氣騰騰，如臨大敵。孫寶琦在大會臺上被逼得無法下臺，但始終堅持，不肯宣告獨立，仍然抱定城存與存、城亡與亡之宗旨。臺上臺下彼此相持，不得解決。\n這時候五鎮的黃治坤把我由臺上叫下來，一把拉着我，大聲說：“夏會長，今天如果孫巡撫不答應山東獨立的話，恐怕這會就要永遠開下去！我告訴你，我們在會場裏有二百隻手槍，他要堅持不答應的話，說不定馬上就會鬧出什麼事來，也許立即就出人命！而全城就要陷於不可想象的糜爛狀態！”他說到這裏，從腰中掏出手槍，故意大聲叫喊，而全場高聲附和，聲震屋瓦，也聽不清楚說的是什麼，儼同鼎沸一般。\n這時孫寶琦在臺上對黃治坤說的話都聽見了。對於全場的紛亂、龐雜、叫囂種種情況看得也非常清楚。我於是又上臺對孫說：“看這樣情形，似乎是到了時候，箭已離弦，勢難中止，無法再拖延了。既然水到渠成，就應該當機立斷，不能再有絲毫的猶豫，以免發生不測的禍端！”孫對我說：“此次請你出來，原爲的是共同應付各方發生的問題，沒想到今天出了這樣的事，我的責任無可避免，縱令以身殉職，是分所當然，也不足惜！若因此竟致決裂，連累了你，害及地方，我實在於心有愧！”我看他意思已在猶豫的狀態，我就轉回頭來，面向大衆，高聲宣佈：“孫撫臺已經承認全省宣告獨立了！”臺上下當時歡聲雷動，孫即將自己頭上的官帽摘下來，放在桌上，說：“大家既都認爲獨立相宜，與山東有利，我也不堅持己見！”\n這時丁世嶧就將預先寫好的一張獨立宣言拿出來張貼在臺上，全場高聲狂呼：“山東獨立萬歲！中國革命萬歲！”此時會已整整開了一天，人們都疲倦異常，既經宣告獨立，又推舉了孫寶琦爲都督，宣佈賈賓卿爲副都督，大家也就不加可否，無人過問，紛紛散去。這在山東確是五千年來空前未有的創舉！乃在山東省各界聯合會主持之下竟然實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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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宣告獨立以後的措施\n宣告獨立後所採取的各項措施，擇要列舉如下：\n（一）通電各省宣告獨立，同時各省也先後來電通知宣佈獨立，如滇軍都督府、黔省軍政府、廣州軍政府、滬軍都督陳其美、湖南都督焦達峯等處陸續有電報前來（見文件電報類第一號至第六號）。\n（二）通電各府、州、縣維持地方秩序，不得驚擾。\n（三）通電各府、州、縣錢糧餉各項公款，不得隨便動用。\n（四）佈告防止謠言，嚴行查禁。\n（五）徵集各方意見，嚴防奸究，派主管員司四出查辦不法情事。\n（六）因獨立後，當時排滿之風甚盛，謠言頗多，人心惶惶，經出佈告，安定人心，並電告德州、青州兩處駐防旗兵，不要聽信謠言。\n（七）通告德州機器局慎重保管，以防損壞。\n（八）堵截張勳潰兵。張勳所部官兵由南京潰退，抵達臺莊，勢極兇猛，當地地方官紳連電告急。我當即致電鄆城縣，徵調前隨我父西征老將於月清、許清文二人前往，相機撫御。因爲張勳原系廣東提督蘇元春軍中武弁，也曾在我父部下充當\n過工兵隊長。其人倜儻有才氣，尤長肆應。光緒辛丑年西太后迴鑾以後，向袁世凱要保衛宮禁的將弁。袁當即保舉了兩人：一是趙國賢，一是張勳。後因趙國賢過於老實，沒有應付貴幸及權監的能力，就把帶領保衛的職務全歸了張勳。張乃竭盡所長，大得其寵，雖閣揆尚侍等一二品大員對於他都得另眼看待，惟有薑桂題仍當面直呼其名，這是我在毅軍當營務處時親眼看到的。光緒丁未秋月，我父奉命督辦長江五省防務，戊申正月，在鉅野去世，後任就是薑桂題。這年秋天，毅軍統帥馬玉昆在通州去世，清廷又從南京將薑桂題調回來，派往通州，接統馬的毅軍。這時候，又派張勳到南京接統薑桂題的部隊，所以張勳所統的軍隊，大半都是當年我父的部下，於、許二人，都是他們的前輩，派他們二人去做撫御的工作，容易着手。\n以上數項，不過舉其犖犖大者而言。此外，獨立後各方來訪問接洽者日多，而建議條陳事項更不計其數。其中也頗有可取的，如有請分定聯合會與臨時政府的權限的，有請規定暫行約法的，有請安撫土匪潰軍的，有請維持金融及平抑糧價的（見文件條陳類第一號周慶恩），有請創辦《山東國民公報》的，有請提倡紳商國民捐的（見文件條陳類第二號周兆祥、張殿邦等），有請辦民團及擴充警隊的（見文件條陳類第六號尹家才），有請籌辦儲蓄銀行及監督地方財政的（見文件條陳類第十三號熊夢賓、孫房等），有請組織軍政府的（見文件條陳類第十七號高聖釗），有建議臨時政府財政計劃的（見文件條陳類第二十三號叢琯珠），有建議關於警政風俗的（見文件條陳類第二十四號邢兆瑞），有請設法安定軍心的（見文件條陳類第三十一號徐鏡心、張殿邦等），有條陳扶助進行辦法的（見文件條陳類第三十三號韓天佑、閆容德等），還有建議臨時政府臨時政策的（見\n文件條陳類第三十四號無名氏）。實在是五光十色，美不勝收。至於推薦人才及請錄用的尚不在此數。而當時可笑可嘆的事也不一而足。我一天中，接見來訪的人即達數百起，往往從清晨六七點鐘到深夜兩三點鐘，還不得休息，事情是千頭萬緒，沒完沒了。自獨立後，甫及半月，孫寶琦的鬚髮皆白，我亦眠食俱廢，形神交瘁，竟積勞成病，不能支持了。當時情況之緊張、複雜，非今日所能想象的。\n獨立後，北京旅京山東同鄉對此非常震驚怨恨，一方面紛紛責難，以爲山東決沒有獨立的資格；一方面還要請清廷速派重兵到山東戡定大亂。這個時候，莊陔蘭自北京來，他在京時也不知道山東是怎麼一回事，到山東後，才明瞭各方種種複雜的情況，感覺到濟南能辦事的人甚少，願意王治馨和丁汝彪來，所以由汪涵、莊陔蘭兩人向北京與侯延爽去電報，歷陳山東危急情況。一方面轉給丁、王二人，請彼等速來魯；一方面囑轉陳趙秉鈞，請趙向清廷陳說萬勿派兵。有此一電，關係很大，所以清廷就沒派兵來。今爲介紹當時事實內幕之真相，故將電報全文引在下面（見文件電報類第一號）：\n“北京東城本司衚衕西花廳山左侯雪舫鑑：抵濟始知獨立系萬不得已之舉，慕帥能從權，功德不僅及於吾東，否則此時糜裂，不可收拾矣！慕帥與溥齋冒死維持憂優勞成病，現均未愈，種種苦衷，天人共鑑！\n“唯陸軍內部因爭權，亂象已成，將來大亂即基於此！政府此時如電致陸軍令其悉秉慕帥命令，一面令靖候宣慰，最爲上策！若遽遣將出師，則鋌而走險，倒行逆施，內訌旁竄，外人干涉，從此發端，吾東禍患，將不忍言！\n“刻下激烈派鑑於軍界爭權，進行益促，倘聞北兵東來，抗拒力固不足，而破壞力則有餘，將西結土匪，東毀膠濟，爲\n最後之計劃，斷非一二人所能維持者！況慕無親將之兵，溥儀司警權，又皆在病中，而對待者復環伺耶！\n“此事公可與孔璋、琴齋向坪林痛哭密陳，不僅吾東存亡所繫也。公與琴、孔可速來！來時向坪林要密電本也。\n“柯宣慰大不宜，如東來恐無效，可請改派。餘另電，星蘭。”\n電文中的侯雪舫，是侯延爽的號，慕帥指的就是孫寶琦，孔璋是丁汝彪，琴齋是王治馨，坪林便是趙秉鈞，柯指的是柯劭忞。下款星蘭，是汪星南、莊陔蘭二人，汪涵的號是星南。\n此電去後，北兵雖未東來，當時局勢，暫可相安，而本省的暗潮卻正在鼓動醞釀着，異常洶湧。一是“六二黨”失勢的主幹人物，決不甘心，從各方面伺機復起；一是陸軍第五鎮的軍官爭權奪利的觀念甚重，相持不下，何況又有各方面的頑固、反對及所求不遂的複雜分子勾結聯合，以致不久就起了軒然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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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取消獨立的過程\n在山東省宣告獨立後，正在氣象一新，大家喁喁望治的時候，而其中也竟有取消獨立的逆流在暗中醞釀着。若論其中的因素，非止一端，今歸納起來，不外乎下列數項：\n（一）第五鎮的內訌。賈賓卿的統制，本是以第十協協統來代理的，原統制爲張永成。賈賓卿的威望既不能服衆，而張永成又有仍回五鎮的消息，五鎮的士兵竟有欲殺害賈賓卿的說法，賈懼怕，不敢回營（見文件函件類第四十六號金志漢報告）。\n（二）又傳說天津鎮張懷芝有潛行來魯的消息（張曾任第\n五鎮統制，爲袁世凱小站練兵時之舊人），風聞張曾親來五鎮，祕密佈置，欲襲取山東。且一時謠傳五鎮於城外私運火炮，一旦城裏有舉動，即轟城響應，裏應外合（見文件函類第四十六號金志漢報告）。\n（三）五鎮中有反對獨立的一系。五鎮中的軍官、標統、營長，如吳鼎元（安徽人，二十標標統，後來因取消獨立獲升協統，代理賈賓卿的職務）、張樹元（炮標標統，後升爲第九協協統，署登萊道）等人均是反對獨立者，決心取消宣告獨立的誓書，其餘尚有不少人與彼等附和，自成系（見文件函件類第四十四號金志漢報告）。\n（四）張漢章的種種醞釀。在我患病時，原來的兩位副會長：於普源根本沒有就職，範之傑雖然就職，沒有幾天又走了，補選的莊陔蘭也還沒就職。這時候就發生了張漢章盜用關防，私發護照，轉運軍火等事。既經人舉發，張恐慌萬狀，乃以正副會長皆不在會爲名，竟自召集會議，擅自提出了彭占元爲副會長，彼時因爲聽說五鎮內訌甚烈，風聲鶴唳，大家無暇及此，竟馬馬虎虎通過了。事後，大家以他不孚衆望，又都嘖有煩言，所以彭占元又提出辭職。他的副會長根本沒有就職，未能成立，也無所用其辭職。而張的這種用意，是要掩護他的偷用關防、私發護照的行爲。所以在他自己的辯護信中解釋擅用關防這些事，謂爲副會長允准照辦。所謂副會長，就的人是曇花一現的彭占元。張此時更聲稱有病吐血，請準辭職。一方面利用其族弟某（在第五鎮供職，名字不詳）及其同黨朱某往來五鎮，潛相勾結，暗中鼓動；一方面倡言解散聯合會，全會會員暫且回籍，會中只留四五人看守，造成解體的空氣。（關於張漢章盜用關防及請辭職等事，見文件函件類第八號、九號、十號張的來信中。利用其族弟及朱某串通五鎮及倡言解散\n聯合會等事分見文件函件類第四十四號、四十五號、四十六號金志漢報告）\n（五）聯合會中的內部矛盾。聯合會中舊“六二黨”人一系以張漢章爲首，如彭占元、朱承恩等均是。彭占元雖也是同盟會員，其爲人好說粗野激烈的話，用以譁衆取寵，在當時有時也能動人。但文化較低，雖是秀才，而筆下往往出錯字。他是在學臺尹銘綬手裏進的學，以後到日本去留學。有人說他是舉人，那是不確的。因爲“六二黨”的關係，故雖列名同盟會，也不爲丁惟汾、謝鴻燾等一般會員所重視。又因韓履祥專反對張漢章一系，時時揭露其短，遂疑韓給他們說壞話，故對韓懷恨日深。曾記得有一天晚上韓爲“六二黨”人所痛毆，經我嚴厲制止。由此一端，當時“六二黨”人之專橫可想而知。他們又爲擴充勢力，異想天開，竟要保彭占元作曹州鎮。此時山東獨立，軍心正在動搖不穩，如何能驟換統兵大員。況彭社會聲望、軍事知識一無所有，獨立時又不在省，獨立後才自北京來的，而想攫取軍鎮要職，是根本辦不到的。當他們一系的人提出這個要求時，全會沒有不認爲是荒唐離奇的，都以爲並無提交大會的價值，就鬨然一笑作罷了。他們於掃興失望之中，更以爲我不從中爲力，胸懷怨恨。又因在聯合會成立之初，我與劉金第雖系初次相識，看他也是同盟會人，尚屬謹慎，任爲書記，令他住在會中，張系認爲是對於彼等之監視，羣起攻擊，劉憤而辭職（見文件函件類第二十二號）。且我自任聯合會會長後，事事公開，嗣因他們屢次泄露機密，遂不得不加以防範。而彭占元、朱承恩等竟以我辦事祕密，頗不爲然。金志漢報告曾云：“彭、朱等因會長辦事祕密，大不爲然！”（見文件函件類第四十六號）由於上述種種原因，會中各派系的不和，以及諮議局解散後，舊“六二黨”人的失勢，因之頗\n有人想取消聯合會，以爲但能取消獨立，則聯合會勢必隨同消滅，所以在醞釀取消獨立之中，此亦爲一重要因素。\n（六）聶憲藩的活動。有人舉發中路巡防營統領聶憲藩有營私舞弊的情形，實屬駭人聽聞。\n某人條陳關於軍事之提議：整理本省現有軍隊……二、巡防營之整頓法。原文如下：\n“查聶統領怯弱無能，不能任事，且位置私人，私減兵額。茲據切實調查：第一營爲其自帶，二營管帶薛漪園，五營管帶孔少軒，七營管帶潘少泉皆其私人（皆安徽人）。一營缺額近百名，二、五、七各營皆不足，大約五六十至七八十名不等（聶令潘少泉爲其祕密偵探，曾經到會）。此數營皆可請孫撫派人按額點名查明，即行撤差，其下級官長以現有北洋中學生酌選補充。”（見文件條陳類第十二號）\n按：即在清末軍政極腐敗時，也從未聽見過有喫空名至如此之多者，實屬奇談之至。在聯合會中有人主張撤查嚴辦，聶聞風知懼，亦乘機思圖抵制。\n以上所舉出的各項，均爲山東省醞釀取消獨立之內部原因，而其最重要的關鍵，則以袁世凱的出山，爲其惟一的因素。聶憲藩、張廣建、吳炳湘等人及五鎮的全體軍官，全是袁的舊部，加以一般失意觖望、不滿現狀、投機反覆取巧之流，又完全結成一系，而共同致力於取消獨立的運動。\n山東省的宣告獨立，原就是由第五鎮的五軍官所脅迫，沒想到這回取消獨立，又是由第五鎮中另外的軍官來出面。固然取消獨立的原因非止一端，然而要沒有武力的威脅，雖有其它原因，亦難於迅速實現，所以破壞獨立的一舉，還是由五鎮擔當起來了。\n這一回出面的軍官，是吳鼎元、張樹元、方玉普（第一營\n營長，後來獲升爲二十標標統，接吳鼎元之職）、施從濱（第十九標標統，後升爲四十七旅旅長）、劉景沾（第二十標第二營營長，後升爲萊州府知府）、張培榮、鄭士琦、王學彥等，他們首先給聯合會來信，請取消獨立。經丁世嶧、王訥、張懷斌（東阿人，張懷芝之弟，第五鎮標統）等兩方面疏通調解無效，此見於丁世峯的便函（見文件函件類第六十四號）。丁函中說：“頃尋某公不遇，今晚事不諧矣。至張懷斌公館其門役雲往聶偉臣處，此中大文章……”按某公指的是賈賓卿，聶偉臣就是聶憲藩，丁訪賈不遇，找張本人既見不着，不想居於調人地位的張懷斌又往聶處奔走，趨向於反對派一方，其中的情形也就就不言而喻了。\n在取消獨立的前夕，賈賓卿以五鎮內部不和，分贓不均，對於權利分配，競爭甚烈，有人慾對彼加害，賈既不敢回營，亦不敢就職，是以亦請辭統制，而五鎮之內訌無已，於治安方面亦頗岌岌可危。此見於莊陔蘭與我的函中。彼時我在病期中，莊和孫寶琦去聯絡，所以他和孫說好，又給我的信（見文件函件類第二十一號）。莊函如下：“帥意：賈辭統制，以吳代理，張補協統。其標統一缺，查張懷斌資格相宜，亦可照補，再暗調黃、胡二人外出南下，五鎮事或暫安。特此布聞！即候早安。兩渾。”張指的是張樹元，黃、胡即是黃治坤、胡某二人。黃、胡二人是贊成獨立的，將此二人調出，以反對獨立的一系升補，則五鎮即可相安無事，此也是孫寶琦的策略。\n調停既無效，於是又在山西會館開會。這次開會我就沒有出席。因爲出爾反爾的事，爲我素來所深惡，哪能又去參加呢！所參加的只有諮議局的舊人“六二黨”等和濟南商會正副會長汪懋坤、譚奎翰、石丕緒、紳士孟洛川等。此次他們竟將第五鎮的大炮架起來示威，一對對着巡撫衙門，一對對着聯合\n會。以前贊成獨立的軍官上官建勳又反過來附和他們。開會時，逼着孫寶琦取消獨立。他們的理由是：袁世凱復起，我們山東抗不了。如果袁派兵來，我們無法抵禦，現在必須取消獨立。如果還要獨立的話，恐怕造成全場糜爛。誰要不贊成，就以軍法從事！孫寶琦這時又迫於無法，只有答應取消獨立。他就將巡撫印信交給布政使胡建樞護理，一方面疊電清廷請罷黜治罪，並取消獨立，撤銷臨時政府；一方面稱病，避入德國醫院。他又發表了一篇罪言，聲稱：當時宣告獨立，系出於不得已的情形，是由夏某及丁世嶧等強迫所演成的，並非他的本意。孫既避入醫院，學臺陳榮昌、臬司吳煜也走了。其餘諸人或隱匿、或逃避，情況頗形混亂。緊接着於十月初清廷來電報給孫寶琦。電文是：\n“奉旨：內閣代奏孫寶琦三次電奏請罷黜治罪，並取消獨立，撤銷臨時政府各等語。現在朝廷頒佈憲法信條，實行改革政治，與民更新，該撫未能仰體此意，熟權利害，徒事張皇，於理殊爲非是，本應加以嚴譴，惟念該撫世受國恩，不應荒謬至此！自系被人迫脅，並非出自本心。近日以來，該省已取消獨立名目，地方事亦漸就緒，是該撫尚知愧奮，亟圖補救，姑予寬容，仍着留任效力，務須守定宗旨，毋再爲浮言所惑！此次該省首先反對獨立統制吳鼎元等及該省紳商，均屬深明大義，忠毅可嘉，均着先行傳旨嘉獎，並迅即督飭地方官紳悉心佈置，保衛治安。該撫自當激發忠誠，力圖報稱，以維大局，而贖前愆，欽此！”\n這旨一發表，山東局勢爲之立變。張廣建、吳炳湘和聶憲藩舊有關係。聶本人與孫寶琦早就有交誼而和袁世凱也有世交，張、吳兩人又全在聶父（聶士成）的部下作過巡捕，所以在先就由他們兩人暗中串通五鎮和聶憲藩及其它土劣破壞獨\n立，因此就得了不次的超遷。張以同知任布政使，吳以縣丞任巡警道，不久且以署巡撫胡建樞年老力衰、不勝繁劇爲詞，由張廣建升任了巡撫。\n張、吳兩人既得把持山東省的政權，對革命的人士不住進行壓迫，吳炳湘接了巡警道以後，且大加逮捕黨人，力反從前所爲，專制政體於是一時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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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六、取消獨立的過程\n在山東省宣告獨立後，正在氣象一新，大家喁喁望治的時候，而其中也竟有取消獨立的逆流在暗中醞釀着。若論其中的因素，非止一端，今歸納起來，不外乎下列數項：\n（一）第五鎮的內訌。賈賓卿的統制，本是以第十協協統來代理的，原統制爲張永成。賈賓卿的威望既不能服衆，而張永成又有仍回五鎮的消息，五鎮的士兵竟有欲殺害賈賓卿的說法，賈懼怕，不敢回營（見文件函件類第四十六號金志漢報告）。\n（二）又傳說天津鎮張懷芝有潛行來魯的消息（張曾任第\n五鎮統制，爲袁世凱小站練兵時之舊人），風聞張曾親來五鎮，祕密佈置，欲襲取山東。且一時謠傳五鎮於城外私運火炮，一旦城裏有舉動，即轟城響應，裏應外合（見文件函類第四十六號金志漢報告）。\n（三）五鎮中有反對獨立的一系。五鎮中的軍官、標統、營長，如吳鼎元（安徽人，二十標標統，後來因取消獨立獲升協統，代理賈賓卿的職務）、張樹元（炮標標統，後升爲第九協協統，署登萊道）等人均是反對獨立者，決心取消宣告獨立的誓書，其餘尚有不少人與彼等附和，自成系（見文件函件類第四十四號金志漢報告）。\n（四）張漢章的種種醞釀。在我患病時，原來的兩位副會長：於普源根本沒有就職，範之傑雖然就職，沒有幾天又走了，補選的莊陔蘭也還沒就職。這時候就發生了張漢章盜用關防，私發護照，轉運軍火等事。既經人舉發，張恐慌萬狀，乃以正副會長皆不在會爲名，竟自召集會議，擅自提出了彭占元爲副會長，彼時因爲聽說五鎮內訌甚烈，風聲鶴唳，大家無暇及此，竟馬馬虎虎通過了。事後，大家以他不孚衆望，又都嘖有煩言，所以彭占元又提出辭職。他的副會長根本沒有就職，未能成立，也無所用其辭職。而張的這種用意，是要掩護他的偷用關防、私發護照的行爲。所以在他自己的辯護信中解釋擅用關防這些事，謂爲副會長允准照辦。所謂副會長，就的人是曇花一現的彭占元。張此時更聲稱有病吐血，請準辭職。一方面利用其族弟某（在第五鎮供職，名字不詳）及其同黨朱某往來五鎮，潛相勾結，暗中鼓動；一方面倡言解散聯合會，全會會員暫且回籍，會中只留四五人看守，造成解體的空氣。（關於張漢章盜用關防及請辭職等事，見文件函件類第八號、九號、十號張的來信中。利用其族弟及朱某串通五鎮及倡言解散\n聯合會等事分見文件函件類第四十四號、四十五號、四十六號金志漢報告）\n（五）聯合會中的內部矛盾。聯合會中舊“六二黨”人一系以張漢章爲首，如彭占元、朱承恩等均是。彭占元雖也是同盟會員，其爲人好說粗野激烈的話，用以譁衆取寵，在當時有時也能動人。但文化較低，雖是秀才，而筆下往往出錯字。他是在學臺尹銘綬手裏進的學，以後到日本去留學。有人說他是舉人，那是不確的。因爲“六二黨”的關係，故雖列名同盟會，也不爲丁惟汾、謝鴻燾等一般會員所重視。又因韓履祥專反對張漢章一系，時時揭露其短，遂疑韓給他們說壞話，故對韓懷恨日深。曾記得有一天晚上韓爲“六二黨”人所痛毆，經我嚴厲制止。由此一端，當時“六二黨”人之專橫可想而知。他們又爲擴充勢力，異想天開，竟要保彭占元作曹州鎮。此時山東獨立，軍心正在動搖不穩，如何能驟換統兵大員。況彭社會聲望、軍事知識一無所有，獨立時又不在省，獨立後才自北京來的，而想攫取軍鎮要職，是根本辦不到的。當他們一系的人提出這個要求時，全會沒有不認爲是荒唐離奇的，都以爲並無提交大會的價值，就鬨然一笑作罷了。他們於掃興失望之中，更以爲我不從中爲力，胸懷怨恨。又因在聯合會成立之初，我與劉金第雖系初次相識，看他也是同盟會人，尚屬謹慎，任爲書記，令他住在會中，張系認爲是對於彼等之監視，羣起攻擊，劉憤而辭職（見文件函件類第二十二號）。且我自任聯合會會長後，事事公開，嗣因他們屢次泄露機密，遂不得不加以防範。而彭占元、朱承恩等竟以我辦事祕密，頗不爲然。金志漢報告曾云：“彭、朱等因會長辦事祕密，大不爲然！”（見文件函件類第四十六號）由於上述種種原因，會中各派系的不和，以及諮議局解散後，舊“六二黨”人的失勢，因之頗\n有人想取消聯合會，以爲但能取消獨立，則聯合會勢必隨同消滅，所以在醞釀取消獨立之中，此亦爲一重要因素。\n（六）聶憲藩的活動。有人舉發中路巡防營統領聶憲藩有營私舞弊的情形，實屬駭人聽聞。\n某人條陳關於軍事之提議：整理本省現有軍隊……二、巡防營之整頓法。原文如下：\n“查聶統領怯弱無能，不能任事，且位置私人，私減兵額。茲據切實調查：第一營爲其自帶，二營管帶薛漪園，五營管帶孔少軒，七營管帶潘少泉皆其私人（皆安徽人）。一營缺額近百名，二、五、七各營皆不足，大約五六十至七八十名不等（聶令潘少泉爲其祕密偵探，曾經到會）。此數營皆可請孫撫派人按額點名查明，即行撤差，其下級官長以現有北洋中學生酌選補充。”（見文件條陳類第十二號）\n按：即在清末軍政極腐敗時，也從未聽見過有喫空名至如此之多者，實屬奇談之至。在聯合會中有人主張撤查嚴辦，聶聞風知懼，亦乘機思圖抵制。\n以上所舉出的各項，均爲山東省醞釀取消獨立之內部原因，而其最重要的關鍵，則以袁世凱的出山，爲其惟一的因素。聶憲藩、張廣建、吳炳湘等人及五鎮的全體軍官，全是袁的舊部，加以一般失意觖望、不滿現狀、投機反覆取巧之流，又完全結成一系，而共同致力於取消獨立的運動。\n山東省的宣告獨立，原就是由第五鎮的五軍官所脅迫，沒想到這回取消獨立，又是由第五鎮中另外的軍官來出面。固然取消獨立的原因非止一端，然而要沒有武力的威脅，雖有其它原因，亦難於迅速實現，所以破壞獨立的一舉，還是由五鎮擔當起來了。\n這一回出面的軍官，是吳鼎元、張樹元、方玉普（第一營\n營長，後來獲升爲二十標標統，接吳鼎元之職）、施從濱（第十九標標統，後升爲四十七旅旅長）、劉景沾（第二十標第二營營長，後升爲萊州府知府）、張培榮、鄭士琦、王學彥等，他們首先給聯合會來信，請取消獨立。經丁世嶧、王訥、張懷斌（東阿人，張懷芝之弟，第五鎮標統）等兩方面疏通調解無效，此見於丁世峯的便函（見文件函件類第六十四號）。丁函中說：“頃尋某公不遇，今晚事不諧矣。至張懷斌公館其門役雲往聶偉臣處，此中大文章……”按某公指的是賈賓卿，聶偉臣就是聶憲藩，丁訪賈不遇，找張本人既見不着，不想居於調人地位的張懷斌又往聶處奔走，趨向於反對派一方，其中的情形也就就不言而喻了。\n在取消獨立的前夕，賈賓卿以五鎮內部不和，分贓不均，對於權利分配，競爭甚烈，有人慾對彼加害，賈既不敢回營，亦不敢就職，是以亦請辭統制，而五鎮之內訌無已，於治安方面亦頗岌岌可危。此見於莊陔蘭與我的函中。彼時我在病期中，莊和孫寶琦去聯絡，所以他和孫說好，又給我的信（見文件函件類第二十一號）。莊函如下：“帥意：賈辭統制，以吳代理，張補協統。其標統一缺，查張懷斌資格相宜，亦可照補，再暗調黃、胡二人外出南下，五鎮事或暫安。特此布聞！即候早安。兩渾。”張指的是張樹元，黃、胡即是黃治坤、胡某二人。黃、胡二人是贊成獨立的，將此二人調出，以反對獨立的一系升補，則五鎮即可相安無事，此也是孫寶琦的策略。\n調停既無效，於是又在山西會館開會。這次開會我就沒有出席。因爲出爾反爾的事，爲我素來所深惡，哪能又去參加呢！所參加的只有諮議局的舊人“六二黨”等和濟南商會正副會長汪懋坤、譚奎翰、石丕緒、紳士孟洛川等。此次他們竟將第五鎮的大炮架起來示威，一對對着巡撫衙門，一對對着聯合\n會。以前贊成獨立的軍官上官建勳又反過來附和他們。開會時，逼着孫寶琦取消獨立。他們的理由是：袁世凱復起，我們山東抗不了。如果袁派兵來，我們無法抵禦，現在必須取消獨立。如果還要獨立的話，恐怕造成全場糜爛。誰要不贊成，就以軍法從事！孫寶琦這時又迫於無法，只有答應取消獨立。他就將巡撫印信交給布政使胡建樞護理，一方面疊電清廷請罷黜治罪，並取消獨立，撤銷臨時政府；一方面稱病，避入德國醫院。他又發表了一篇罪言，聲稱：當時宣告獨立，系出於不得已的情形，是由夏某及丁世嶧等強迫所演成的，並非他的本意。孫既避入醫院，學臺陳榮昌、臬司吳煜也走了。其餘諸人或隱匿、或逃避，情況頗形混亂。緊接着於十月初清廷來電報給孫寶琦。電文是：\n“奉旨：內閣代奏孫寶琦三次電奏請罷黜治罪，並取消獨立，撤銷臨時政府各等語。現在朝廷頒佈憲法信條，實行改革政治，與民更新，該撫未能仰體此意，熟權利害，徒事張皇，於理殊爲非是，本應加以嚴譴，惟念該撫世受國恩，不應荒謬至此！自系被人迫脅，並非出自本心。近日以來，該省已取消獨立名目，地方事亦漸就緒，是該撫尚知愧奮，亟圖補救，姑予寬容，仍着留任效力，務須守定宗旨，毋再爲浮言所惑！此次該省首先反對獨立統制吳鼎元等及該省紳商，均屬深明大義，忠毅可嘉，均着先行傳旨嘉獎，並迅即督飭地方官紳悉心佈置，保衛治安。該撫自當激發忠誠，力圖報稱，以維大局，而贖前愆，欽此！”\n這旨一發表，山東局勢爲之立變。張廣建、吳炳湘和聶憲藩舊有關係。聶本人與孫寶琦早就有交誼而和袁世凱也有世交，張、吳兩人又全在聶父（聶士成）的部下作過巡捕，所以在先就由他們兩人暗中串通五鎮和聶憲藩及其它土劣破壞獨\n立，因此就得了不次的超遷。張以同知任布政使，吳以縣丞任巡警道，不久且以署巡撫胡建樞年老力衰、不勝繁劇爲詞，由張廣建升任了巡撫。\n張、吳兩人既得把持山東省的政權，對革命的人士不住進行壓迫，吳炳湘接了巡警道以後，且大加逮捕黨人，力反從前所爲，專制政體於是一時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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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取消獨立後的情況\n山東取消獨立後，我們主張革命的人士，看到局勢至此，無可挽回，就連夜開會。經討論的結果，當時分爲兩派：一派主張赴南方，參加軍政府，推出兩代表，一爲謝鴻燾，一爲雷光宇，後來選舉孫中山爲臨時大總統的十七票中，有山東省兩票，就是他們兩人投的；另一派主張赴北方，主要聯合京津一帶革命志士，相機有所進展，並設法向北方當道疏解，請清內閣注意，因在膠澳有德國人的關係，不要派兵到山東來，逼急了，會鋌而走險，引出國際糾紛，而德國人可以用保護路權爲名派兵到濟南。這一派也推出兩個代表，爲我及丁世嶧。\n我和丁世峯兩人即於冬月初動身赴北京。在火車上，我看見丁世嶧皮包裏有一本書，是唐譯《大乘起信論》，我很詫異地問：“你這個人，怎麼喜歡看這樣的書？”他很鄭重地答覆我說：“你覺得很奇怪嗎？你將來或者比我今天還願意看這樣的書，也說不定。”這是我頭一次看見佛書，也是我幾十年來學佛的頭一個印象。\n我們的目的，想先去見袁世凱，把山東的民情告訴他，並使他知道張廣建、吳炳湘兩人的作風，只有使山東人懷恨，益發不可收拾，請袁改變辦法，不再出兵山東。\n我們初到北京時，是有些線索還可以聯絡的。我們先去見趙秉鈞，當時趙爲袁世凱與各方聯絡，聲勢頗大，因他先是張曜的戈什哈（滿語親兵的意思），庚子年我父帶兵入衛京師時，他在部下任差遣委員。光緒庚子以後，天津地面巡警是他創辦的。光緒乙巳，北京前門車站發現吳樾炸五大臣一案後，北京才趕緊創辦巡警，因趙秉鈞在天津辦理警察，成效卓著，才把他調到北京。他由候補道升任三品京堂，補太常寺卿，署巡警部右侍郎。西太后死後，袁世凱被隆裕免職回籍，趙也因袁的關係，同時罷免，在天津閒住。武昌起義之後，清廷首先把他調回北京起用，總攬警權，因我與他從前相熟，所以到京先去找他。見面後，由他那裏聽說，我自濟南赴京後，緊跟着張、吳兩人也有電報報告，說：“山東事皆夏某所爲，現在偕丁世嶧北上，恐其有圖謀，須嚴防。”趙和我說：“項城對你本來是非常器重的，你在山東鬧起革命來，使他很痛心，他未必願意見你，也許他知道你來，還會於你不利的。”我對趙說：“我到山東去和在山東，一切全是爲了正義，於心無愧。今日之來，也是爲了山東，至於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了。”趙說：“我對於此事，是無能爲力，不如你去見薑桂題。”姜原和我家也有世誼，見面之後，滿口應允，但結果也沒有消息。\n那時我既見不了袁，就住在京中，和黎傑（安徽人）、李杜芳（安丘人）、李樸（北京人）、譚奎昌（歷城人，任陸軍部軍事司司長）、丁汝彪等終日在一起商議。大家認爲既和袁世凱說不上話，南北局勢，一時又不容易解決，不如去聯絡蒙族人士，在蒙古另闢一條途徑。\n因爲當時滅清排滿的謠言很盛，北京人心惶惶，都覺得朝不保夕。由於滿蒙是一體的，蒙古王公亦極感不安。李杜芳和李樸兩人都是貴胄學堂的學生，和某位蒙古王公有同學的關\n系；還有崇鎧（內閣學士肅親王善耆的內弟，在滿人中，是開明的，很喜歡與新人物來往）認識蒙古王公也不少。經過他們幾個人的介紹，我們於是就進行聯絡，如與喀喇沁親王貢桑諾爾布、科爾沁親王阿穆爾靈圭、李杜（這也是位蒙古王公，當時住在北京東城本司衚衕，至於是哪一旗，現在我已記不清了）等人聯絡。當時我搜羅了許多關於蒙古的書籍、地圖，天天去研究，預備取蒙古草原作爲革命的根據地，以徐圖向中原進展。\n後來在京津一帶連續發生暗殺案件多起，如彭家珍炸良弼，丁字街有人炸袁世凱，天津車站有人炸張懷芝等，一時空氣極爲緊張。所有當時在京津一帶潛行活動的革命志士上頓然完全斷了聯絡，事情簡直無法進行了。那時候我一舉一動，都有便衣偵探跟着。袁派唐紹儀南下議和，我們商量由丁世嶧和侯延爽兩人相機南下，侯是以山東旅京同鄉推舉出來參加上海和談的身份前去的，留下我和李杜芳、丁汝彪在北京。\n侯南去後，還有信來，談到當時情況，今引在下面，於五十年前南方革命時之真相也可見一斑。下邊是侯信原文（見文件函件類第五十六號）：\n“壽哥（按：是譚奎昌）臺鑒：明日金陵選舉大統領，孫中山已到申，必得之矣！和議迄難就緒，昨唐大臣電奏‘請即國會解決’是一下臺法耳！北來代表團多畏禍，遁歸者十之七八，亦太無丈夫氣矣！弟到申後，兩臂痛楚又發，因進法人所開廣慈醫院醫治，今十日矣。臂痛已痊，但仍須多服補血劑，且此醫院距市遼遠，景緻幽雅，不啻桃源！正好多住幾日，到時而歸；不到應歸時，無論如何，不能學遁！遇此時代，讀書人只好閉門，若多見人，多發言論，適足取禍耳！同來員中，唐寶鍔、顧鰲均被拘至軍政府。唐留置一日即出，顧則尚無出\n期，皆好發言之過也！楊度風聲尤緊，到申後次夕即遁。然弟則無所慮，無所懼！蓋自問無愧，而又不到稠人廣衆中發言論事，惟一狼狽病夫休養於醫院耳，誰其與我爲難哉！當初到時，招待員多危詞恫嚇。對之曰：‘若諸公必欲與代表團爲難者，我今已病，請先遺我一炸彈可耳！’一笑而罷。要之世間聲言殺人者未必能殺人，其被殺者，亦必有所自取安用畏哉！要知此一來，可謂又經老君爐一煉，然不煉又安能發越膂力哉！弟自處甚穩甚健，兄幸勿爲遁歸者之詞所惑而有所懼！六七日內即可北旋已。草此即候升安！弟爽頓首。”\n這時候汪星南也到了北京，我在汪的寓所中，還無意遇到了陸建章。陸是新從廣東高州鎮總兵被南軍打敗，來京想見袁世凱的。一連去了五次，袁拒而不見，陸沒有辦法，懷恨在心。他遇見我後，就約我和汪在前門外正陽樓喫飯。飯後又在瑞蚨祥西棧小樓上談話。我問他近來作何舉動，他說他苦悶異常，每日在四郊活動。我問他何用意，他說：“中國是沒有辦法了！只要有勢力在手，一切都不怕，近來四郊旗兵已久不發餉，又因謠言四起，他們又怕又恨，乘這機會，和他們聯絡團結，也是一種力量。現在我已經無用武之地，天下事只要有金錢、有武力，一切都有辦法！此刻北京的金錢都集中在東交民巷的各國銀行，我打算號召旗兵，乘機進入城內，將外國銀行儲存的財物儘量劫掠，運載出京，即作流寇在所不惜！”我說：“你這種辦法真是不妥，勢必引出國際交涉，現在全國的大問題，正在相持，尚未解決；倘再火上加油，其結果恐將不堪想象！況你搶劫銀行之後，第二步又該如何呢？”他說：“我就到曹州去，聯絡當地防營和綠林，況我從前作過曹州鎮，現在那裏的防營，還可以聽我的號召。你在曹州也有相當勢力，我們可以合爲一氣，佔據山東。”這時我心裏一動，因我正在和\n張勳部潰兵接頭，而且由王鴻一聯絡曹屬綠林，我看他心存叵測，純爲自己的勢力打算，毫無國家觀念。所以我對他絲毫沒有說曹州的事，遂敷衍而散。過了兩天，袁傳見了他，委他爲軍政執法處長，他即欣然就職。我這時覺得未將曹州的計劃真相叫他知道，真是萬幸！\n我在北京住時，連接到莊陔蘭、王訥等來信，知道張、吳在山東大捕黨人，東省的局勢很亂，我臨走前和他們商量，俟我走後與我聯絡時，可以用責備口氣，以免張、吳等之注意，否則恐其有阻礙之處。以後他們就照此辦法，與我始終未斷聯繫，今僅存他們與我的一封電報，茲錄其原文如次：\n“會長鑑：自我公去後，時勢益迫，五鎮純以武力相干涉，加以吳巡警道爲虎作倀，派兵監守撫院，鵲華橋設立陸軍學界會，又復恫喝學生，在學堂外均駐大股隊伍，如臨大敵。而吳道於諮議局外亦加派巡警，至局中調取會中名簿，將在會各員分別首要、次要列單，聲言有羅織黨人興大獄之說。因之人心激憤，自由行動，有主張結連兗曹匪徒起事者，有主張借德人軍隊抵制五鎮者，又有持極端破壞主義擬擬搗毀鐵路，仇殺外人，惹起交涉，倡言‘山東土地，如其斷送於酷吏暴軍，手否不如我東人自斷送之’。現在曹匪已起，結連泰沂一帶幫匪同，爆發呼勢成燎原。公等爲山東請命，從速解決，尚可挽救於萬一，否則大局糜爛，不可收拾，是吾省三千萬人性命，犧牲於公等之手，將何面目歸見吾東父老乎？不勝啼泣號呼，迫切待命之至！聯合會全體公啓。”\n這時山東省局勢混亂已極，而各地類如黃縣、文登、諸城等處革命相繼發生。在北京聽到上海的和議忽和忽離，毫無把握，袁內閣的態度日見強硬。同時又得到曹州的信，說張勳的潰兵自韓莊沿着山東邊境西進，不久將到曹南，志在折回鄆\n城，與我取得聯絡。而王鴻一也在曹屬各縣聯絡當地綠林豪傑，以便與南來潰兵互相呼應，再圖大舉。所以我有返回魯西的必要。這時我的盤費早已用完，於是就向薑桂題借了二百元作爲路費，譚奎昌送給我們幾隻新式手槍，丁汝彪又給我買了馬匹，就於舊曆臘月初旬出京。沒敢從津浦路南下，是由京漢路取道邯鄲，再由邯鄲東行，回到我的原籍鄆城。\n我到鄆城以後，才知道王鴻一對於聯絡曹屬一帶綠林的運動將近成熟。最奇怪的是我與王雖然都是鄆城人，僅在十幾歲應考的時候見過一面，並未交一語，他的名字叫王朝俊。這時王鴻一一聽說我已經到鄆，連夜趕進城來，彼此交換了情況和意見，預備在舊曆除夕夜間攻城，並派人在城內響應。我記得此時已在舊曆二十四、五左右。張勳的潰兵已經越過曹南，聽說我已回鄆，更併力北上，預備與我會面。行至鄆城南境黃姑庵陳家坡一帶，曹州鎮張善義率兵攔阻，因而交鋒，激戰兩晝夜，把張的兵隊完全打敗。張被圍在陳家坡，再遲幾十分鐘，即有被俘之可能。方玉普於前兩天接到張告急的電報，星夜帶着炮隊趕上接應，纔將張善義救出。\n張勳潰兵前頭部隊已到離鄆城十二里路之雙橋集，領頭者爲彭治坤、夏佔瀛。他們的力量如佔據鄆城確有可能。我連夜派人告訴他們千萬不可進城，尤不可擾亂地方。因陳干正在魯南一帶徵集人馬，我就介紹他們投奔陳干去了。後來陳干成立了第三十九混成旅，就是以彭治坤、夏佔瀛所率領的這一隊人馬爲其基礎的。同時接到清廷北京電報，宣佈共和，而王鴻一所聯繫的這班人也就停止活動了。\n我回到鄆城後，正是臘月中旬，聽說張（廣建）、吳（炳湘）大肆捕人。聯合會中的人員無論是同盟會員與非同盟會員紛紛的各處奔走起義。後來胡瑛在煙臺組織軍政府，登州、黃\n縣、文登、高密、諸城、即墨等縣陸續響應，我不在那裏知道的不詳，讓別人親歷者去記述，我就不談了。\n我在家居時，陳干新成立的三十九混成旅駐紮徐州，因爲其中是以我送去的彭治坤、夏佔瀛所帶的人爲班底，所以他一日數次電請我到徐州。同時袁世凱新派的山東都督周自齊也到了山東。周雖是曹州人，他生於廣東，留學外洋，對本省的地方情形茫無所知，所以連電請我出山。我因獨立一事的經過使我灰了心，明知道此時正在搗亂，也不會辦好，我那時只想出洋留學，決心不再出去了。陳干專派他的憲兵隊長蔡某到鄆敦請赴徐。我起先原是不願意去，後來因蔡隊長再四懇求非往不可，實在推辭不過，乃於元年四月一同到徐，住在雲龍山。到徐不久，周自齊又派施從濱、莊陔蘭、譚奎昌等三人來約我去濟南，他們且派有專車到韓莊來接我。二次又派宋紹唐催我前往。我在他們屢次敦促之下，終於動身赴濟。在這以後就是民初的事，更爲複雜，千頭萬緒，在這裏我也就不往下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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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七、取消獨立後的情況\n山東取消獨立後，我們主張革命的人士，看到局勢至此，無可挽回，就連夜開會。經討論的結果，當時分爲兩派：一派主張赴南方，參加軍政府，推出兩代表，一爲謝鴻燾，一爲雷光宇，後來選舉孫中山爲臨時大總統的十七票中，有山東省兩票，就是他們兩人投的；另一派主張赴北方，主要聯合京津一帶革命志士，相機有所進展，並設法向北方當道疏解，請清內閣注意，因在膠澳有德國人的關係，不要派兵到山東來，逼急了，會鋌而走險，引出國際糾紛，而德國人可以用保護路權爲名派兵到濟南。這一派也推出兩個代表，爲我及丁世嶧。\n我和丁世峯兩人即於冬月初動身赴北京。在火車上，我看見丁世嶧皮包裏有一本書，是唐譯《大乘起信論》，我很詫異地問：“你這個人，怎麼喜歡看這樣的書？”他很鄭重地答覆我說：“你覺得很奇怪嗎？你將來或者比我今天還願意看這樣的書，也說不定。”這是我頭一次看見佛書，也是我幾十年來學佛的頭一個印象。\n我們的目的，想先去見袁世凱，把山東的民情告訴他，並使他知道張廣建、吳炳湘兩人的作風，只有使山東人懷恨，益發不可收拾，請袁改變辦法，不再出兵山東。\n我們初到北京時，是有些線索還可以聯絡的。我們先去見趙秉鈞，當時趙爲袁世凱與各方聯絡，聲勢頗大，因他先是張曜的戈什哈（滿語親兵的意思），庚子年我父帶兵入衛京師時，他在部下任差遣委員。光緒庚子以後，天津地面巡警是他創辦的。光緒乙巳，北京前門車站發現吳樾炸五大臣一案後，北京才趕緊創辦巡警，因趙秉鈞在天津辦理警察，成效卓著，才把他調到北京。他由候補道升任三品京堂，補太常寺卿，署巡警部右侍郎。西太后死後，袁世凱被隆裕免職回籍，趙也因袁的關係，同時罷免，在天津閒住。武昌起義之後，清廷首先把他調回北京起用，總攬警權，因我與他從前相熟，所以到京先去找他。見面後，由他那裏聽說，我自濟南赴京後，緊跟着張、吳兩人也有電報報告，說：“山東事皆夏某所爲，現在偕丁世嶧北上，恐其有圖謀，須嚴防。”趙和我說：“項城對你本來是非常器重的，你在山東鬧起革命來，使他很痛心，他未必願意見你，也許他知道你來，還會於你不利的。”我對趙說：“我到山東去和在山東，一切全是爲了正義，於心無愧。今日之來，也是爲了山東，至於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了。”趙說：“我對於此事，是無能爲力，不如你去見薑桂題。”姜原和我家也有世誼，見面之後，滿口應允，但結果也沒有消息。\n那時我既見不了袁，就住在京中，和黎傑（安徽人）、李杜芳（安丘人）、李樸（北京人）、譚奎昌（歷城人，任陸軍部軍事司司長）、丁汝彪等終日在一起商議。大家認爲既和袁世凱說不上話，南北局勢，一時又不容易解決，不如去聯絡蒙族人士，在蒙古另闢一條途徑。\n因爲當時滅清排滿的謠言很盛，北京人心惶惶，都覺得朝不保夕。由於滿蒙是一體的，蒙古王公亦極感不安。李杜芳和李樸兩人都是貴胄學堂的學生，和某位蒙古王公有同學的關\n系；還有崇鎧（內閣學士肅親王善耆的內弟，在滿人中，是開明的，很喜歡與新人物來往）認識蒙古王公也不少。經過他們幾個人的介紹，我們於是就進行聯絡，如與喀喇沁親王貢桑諾爾布、科爾沁親王阿穆爾靈圭、李杜（這也是位蒙古王公，當時住在北京東城本司衚衕，至於是哪一旗，現在我已記不清了）等人聯絡。當時我搜羅了許多關於蒙古的書籍、地圖，天天去研究，預備取蒙古草原作爲革命的根據地，以徐圖向中原進展。\n後來在京津一帶連續發生暗殺案件多起，如彭家珍炸良弼，丁字街有人炸袁世凱，天津車站有人炸張懷芝等，一時空氣極爲緊張。所有當時在京津一帶潛行活動的革命志士上頓然完全斷了聯絡，事情簡直無法進行了。那時候我一舉一動，都有便衣偵探跟着。袁派唐紹儀南下議和，我們商量由丁世嶧和侯延爽兩人相機南下，侯是以山東旅京同鄉推舉出來參加上海和談的身份前去的，留下我和李杜芳、丁汝彪在北京。\n侯南去後，還有信來，談到當時情況，今引在下面，於五十年前南方革命時之真相也可見一斑。下邊是侯信原文（見文件函件類第五十六號）：\n“壽哥（按：是譚奎昌）臺鑒：明日金陵選舉大統領，孫中山已到申，必得之矣！和議迄難就緒，昨唐大臣電奏‘請即國會解決’是一下臺法耳！北來代表團多畏禍，遁歸者十之七八，亦太無丈夫氣矣！弟到申後，兩臂痛楚又發，因進法人所開廣慈醫院醫治，今十日矣。臂痛已痊，但仍須多服補血劑，且此醫院距市遼遠，景緻幽雅，不啻桃源！正好多住幾日，到時而歸；不到應歸時，無論如何，不能學遁！遇此時代，讀書人只好閉門，若多見人，多發言論，適足取禍耳！同來員中，唐寶鍔、顧鰲均被拘至軍政府。唐留置一日即出，顧則尚無出\n期，皆好發言之過也！楊度風聲尤緊，到申後次夕即遁。然弟則無所慮，無所懼！蓋自問無愧，而又不到稠人廣衆中發言論事，惟一狼狽病夫休養於醫院耳，誰其與我爲難哉！當初到時，招待員多危詞恫嚇。對之曰：‘若諸公必欲與代表團爲難者，我今已病，請先遺我一炸彈可耳！’一笑而罷。要之世間聲言殺人者未必能殺人，其被殺者，亦必有所自取安用畏哉！要知此一來，可謂又經老君爐一煉，然不煉又安能發越膂力哉！弟自處甚穩甚健，兄幸勿爲遁歸者之詞所惑而有所懼！六七日內即可北旋已。草此即候升安！弟爽頓首。”\n這時候汪星南也到了北京，我在汪的寓所中，還無意遇到了陸建章。陸是新從廣東高州鎮總兵被南軍打敗，來京想見袁世凱的。一連去了五次，袁拒而不見，陸沒有辦法，懷恨在心。他遇見我後，就約我和汪在前門外正陽樓喫飯。飯後又在瑞蚨祥西棧小樓上談話。我問他近來作何舉動，他說他苦悶異常，每日在四郊活動。我問他何用意，他說：“中國是沒有辦法了！只要有勢力在手，一切都不怕，近來四郊旗兵已久不發餉，又因謠言四起，他們又怕又恨，乘這機會，和他們聯絡團結，也是一種力量。現在我已經無用武之地，天下事只要有金錢、有武力，一切都有辦法！此刻北京的金錢都集中在東交民巷的各國銀行，我打算號召旗兵，乘機進入城內，將外國銀行儲存的財物儘量劫掠，運載出京，即作流寇在所不惜！”我說：“你這種辦法真是不妥，勢必引出國際交涉，現在全國的大問題，正在相持，尚未解決；倘再火上加油，其結果恐將不堪想象！況你搶劫銀行之後，第二步又該如何呢？”他說：“我就到曹州去，聯絡當地防營和綠林，況我從前作過曹州鎮，現在那裏的防營，還可以聽我的號召。你在曹州也有相當勢力，我們可以合爲一氣，佔據山東。”這時我心裏一動，因我正在和\n張勳部潰兵接頭，而且由王鴻一聯絡曹屬綠林，我看他心存叵測，純爲自己的勢力打算，毫無國家觀念。所以我對他絲毫沒有說曹州的事，遂敷衍而散。過了兩天，袁傳見了他，委他爲軍政執法處長，他即欣然就職。我這時覺得未將曹州的計劃真相叫他知道，真是萬幸！\n我在北京住時，連接到莊陔蘭、王訥等來信，知道張、吳在山東大捕黨人，東省的局勢很亂，我臨走前和他們商量，俟我走後與我聯絡時，可以用責備口氣，以免張、吳等之注意，否則恐其有阻礙之處。以後他們就照此辦法，與我始終未斷聯繫，今僅存他們與我的一封電報，茲錄其原文如次：\n“會長鑑：自我公去後，時勢益迫，五鎮純以武力相干涉，加以吳巡警道爲虎作倀，派兵監守撫院，鵲華橋設立陸軍學界會，又復恫喝學生，在學堂外均駐大股隊伍，如臨大敵。而吳道於諮議局外亦加派巡警，至局中調取會中名簿，將在會各員分別首要、次要列單，聲言有羅織黨人興大獄之說。因之人心激憤，自由行動，有主張結連兗曹匪徒起事者，有主張借德人軍隊抵制五鎮者，又有持極端破壞主義擬擬搗毀鐵路，仇殺外人，惹起交涉，倡言‘山東土地，如其斷送於酷吏暴軍，手否不如我東人自斷送之’。現在曹匪已起，結連泰沂一帶幫匪同，爆發呼勢成燎原。公等爲山東請命，從速解決，尚可挽救於萬一，否則大局糜爛，不可收拾，是吾省三千萬人性命，犧牲於公等之手，將何面目歸見吾東父老乎？不勝啼泣號呼，迫切待命之至！聯合會全體公啓。”\n這時山東省局勢混亂已極，而各地類如黃縣、文登、諸城等處革命相繼發生。在北京聽到上海的和議忽和忽離，毫無把握，袁內閣的態度日見強硬。同時又得到曹州的信，說張勳的潰兵自韓莊沿着山東邊境西進，不久將到曹南，志在折回鄆\n城，與我取得聯絡。而王鴻一也在曹屬各縣聯絡當地綠林豪傑，以便與南來潰兵互相呼應，再圖大舉。所以我有返回魯西的必要。這時我的盤費早已用完，於是就向薑桂題借了二百元作爲路費，譚奎昌送給我們幾隻新式手槍，丁汝彪又給我買了馬匹，就於舊曆臘月初旬出京。沒敢從津浦路南下，是由京漢路取道邯鄲，再由邯鄲東行，回到我的原籍鄆城。\n我到鄆城以後，才知道王鴻一對於聯絡曹屬一帶綠林的運動將近成熟。最奇怪的是我與王雖然都是鄆城人，僅在十幾歲應考的時候見過一面，並未交一語，他的名字叫王朝俊。這時王鴻一一聽說我已經到鄆，連夜趕進城來，彼此交換了情況和意見，預備在舊曆除夕夜間攻城，並派人在城內響應。我記得此時已在舊曆二十四、五左右。張勳的潰兵已經越過曹南，聽說我已回鄆，更併力北上，預備與我會面。行至鄆城南境黃姑庵陳家坡一帶，曹州鎮張善義率兵攔阻，因而交鋒，激戰兩晝夜，把張的兵隊完全打敗。張被圍在陳家坡，再遲幾十分鐘，即有被俘之可能。方玉普於前兩天接到張告急的電報，星夜帶着炮隊趕上接應，纔將張善義救出。\n張勳潰兵前頭部隊已到離鄆城十二里路之雙橋集，領頭者爲彭治坤、夏佔瀛。他們的力量如佔據鄆城確有可能。我連夜派人告訴他們千萬不可進城，尤不可擾亂地方。因陳干正在魯南一帶徵集人馬，我就介紹他們投奔陳干去了。後來陳干成立了第三十九混成旅，就是以彭治坤、夏佔瀛所率領的這一隊人馬爲其基礎的。同時接到清廷北京電報，宣佈共和，而王鴻一所聯繫的這班人也就停止活動了。\n我回到鄆城後，正是臘月中旬，聽說張（廣建）、吳（炳湘）大肆捕人。聯合會中的人員無論是同盟會員與非同盟會員紛紛的各處奔走起義。後來胡瑛在煙臺組織軍政府，登州、黃\n縣、文登、高密、諸城、即墨等縣陸續響應，我不在那裏知道的不詳，讓別人親歷者去記述，我就不談了。\n我在家居時，陳干新成立的三十九混成旅駐紮徐州，因爲其中是以我送去的彭治坤、夏佔瀛所帶的人爲班底，所以他一日數次電請我到徐州。同時袁世凱新派的山東都督周自齊也到了山東。周雖是曹州人，他生於廣東，留學外洋，對本省的地方情形茫無所知，所以連電請我出山。我因獨立一事的經過使我灰了心，明知道此時正在搗亂，也不會辦好，我那時只想出洋留學，決心不再出去了。陳干專派他的憲兵隊長蔡某到鄆敦請赴徐。我起先原是不願意去，後來因蔡隊長再四懇求非往不可，實在推辭不過，乃於元年四月一同到徐，住在雲龍山。到徐不久，周自齊又派施從濱、莊陔蘭、譚奎昌等三人來約我去濟南，他們且派有專車到韓莊來接我。二次又派宋紹唐催我前往。我在他們屢次敦促之下，終於動身赴濟。在這以後就是民初的事，更爲複雜，千頭萬緒，在這裏我也就不往下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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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過去巡撫的評比與獨立時各派人物的分析\n歷史是和人物分不開的，現在是與過去相聯貫的；沒有人物就沒有歷史，沒有昨天也就沒有今天。既要寫山東獨立，就不能不將當時和過去的人物加以敘述。然而過去與當時的人物又非常複雜，勢難遍及。茲僅擇其主要者略加分析，使讀者一目瞭然，庶不至茫無頭緒。過去的人物作爲一類，是由孫寶琦以前，自張曜到孫十八年中的十三個巡撫作比較，另一類是在革命時期獨立過程中的活動者。不論老少新舊，本地和客籍，擇其有關係者，加以概括的評判。或其人在社會上雖有名字，而山東獨立時卻未參加，則姑且從略，以待後來再補。因爲這\n是寫的辛亥山東獨立記，並非是山東人物誌，體例所限，不得不然。茲先寫第一類中的山東巡撫。\n孫寶琦是清末山東巡撫中最後之一，他是在清光緒十二年至十七年曾任山東巡撫張曜的女婿。由張曜之末到孫寶琦之初，在這十八年之中，曾更換過十二個巡撫。這十二個人是福潤、李秉衡、張汝梅、毓賢、袁世凱、張人駿、周馥、胡廷幹、楊士驤、吳廷斌、袁樹勳和孫寶琦。在這前後十三個人中，除庸庸碌碌不需要加以評論之外，而對於山東地方政治、軍事、外交比較關係重要一點的有三個人：一是張曜，二是李秉衡，三是袁世凱。先就張曜說起。爲什麼先說張曜呢？因他在山東作巡撫五年有餘，在十三人中比較是最長的，山東人對他也是印象最深的。他是帶領嵩武軍西征新疆，入關後曾補授廣東陸路提督。調往北京，挖掘疏浚京師護城河有功，調任山東巡撫。在山東還算是勤政愛民，後來他就歿於任上。別的詳細情形我知道的不甚清楚，我記得當他死後，各處的老百姓對他公祭哭奠的很多。我親眼看見村莊牆上用石灰寫的大字“張青天”，在那個時候，也就算難得的了。所以在大明湖邊上給他修了一座張公祠，也不是毫無原因的。而且他在山東治理黃河，確實着有成效。從魯西到魯北黃河兩岸居民對他都異常的感激。\n張曜之後是福潤，他是咸豐年間大學士倭仁之子。對於才能、經驗都說不到了，無何政績可言。不過比張曜的時候。宦場習氣逐漸浮華的多了。光緒甲午，中日戰役將起，清廷就把他調開，由李秉衡繼任。\n李到任後，勵精圖治，力矯福潤的萎靡，崇尚儉樸，綜覈名實。李到任不久，中東戰事已經開端，關內外大爲震動，而山東尤其緊張。這時我父因在籍守制，劉坤一、李鴻章、宋慶、董福祥同時交章奏調出山。原來與李秉衡並不相識，彼時\n李因山東軍情緊急萬分，飛章奏留。清廷以關外軍事尤緊，不允許所請。已經行至德州，李先後派專員數起沿路挽留，並電奏清廷力爭，終於照準。星夜馳往登州，接統嵩武軍五營，嚴防登州海口。這時沿海各路防軍已經先後敗潰，寧、文、榮相繼失守。李秉衡亦從煙臺退守黃縣，而日軍乘勝猛撲登州，連攻數次，未能登岸，情勢危急已極，李連電我父謂：“登州三面環海，現在又無援軍，如不能守，不必過於堅持，可以全力退保由黃縣到萊州的要路。”這時候李已由黃縣退守萊州了。我父始終不肯放棄陣地，在萬無可守的環境之下，終於將日本的戰艦打沉兩隻。日寇知道在登州決難取勝，纔將軍隊又撤回寧、文、榮一帶。是役之後，清廷因李秉衡守衛山東，保障畿輔，功績異常，遂將他升爲四川總督。\n李走後由張汝梅繼任。張爲人庸闇，而又對於軍事、政治措置乖方，清廷將其罷免，又叫毓賢繼任。毓賢是由山東州縣起家，因長於緝捕，升任曹州府知府，殘酷異常，任巡撫後，未及一年，轉調山西，在山西引起極大的教案。後來他死的情況也異常之慘！\n繼毓賢之後者爲袁世凱，袁在戊戌政變後，成了西太后面前第一紅人，巡撫剛一發表，山東官吏將弁都紛紛先去迎賀。我父那時候因御倭之功補登州鎮，獨無隻字相通。袁疑我父曾與他的伯父袁保恆同時共過事，今以前輩自居，瞧他不起，大爲不悅。見西太后陛辭時，微露更換登鎮之意。西太后立即告他說：“夏某是西征宿將，朝野都稱讚他，屢見章奏；況甲午之役有大功於國家，汝初任封疆，遇事應當向他諮商。”袁遂唯唯，不敢再言，而心中更爲忌怒。到任後遇事佯爲恭敬，而暗中每每掣肘。庚子事起，清廷急向山東調兵入衛，袁自己所帶之武衛右軍都未經過戰陣，而且決不願派走。於是招集三鎮會\n議，問誰北上入衛，兗、曹兩鎮皆以老邁有病諉避。我父奮然說道：“國家危亡已在旦夕，勢如焚溺，豈容再計，願立即北上入衛。”袁且預料北去必無幸理，及聞在近畿先後作戰情況，乃大嘆服，從此不敢輕視。以後他的轉變此處姑不必論，而當他在山東時，保境安民，沒有引起交涉，振興教育，澄清吏治，在舊式的巡撫之中，確是有相當的成績！\n袁丁憂去職，繼任者爲張人駿。張之爲人純謹端正，其治績雖與張曜、李秉衡不能相比，然而較之福潤之浮華，張汝梅之庸闇，毓賢之殘暴，已經強得多了！\n繼張後者爲周馥，爲人性愎，又兼耳聾，措施未能悉當。然長於理財，其居心尚思有爲。梁鼎芬奏參他，說他“貪鄙無恥，不齒士類”。亦不免過甚其辭了。\n周去後，由胡廷幹護理，爲時不久，當然無所表現。胡後爲楊士驤繼任。他是直隸清河道，升按察使，轉布政使。原來爲李鴻章所賞識。人雖聰明，性喜揮霍。而山東吏治承周、胡之後，極爲廢弛。楊到任，又不能嚴加整飭，一味鋪張。對於中樞各方面要人的推薦請託，一律敷衍，以致掛名人員增加，表面熱鬧，內容空虛，各處盜賊蜂起，燎原遍野，民不聊生，以致直豫蘇皖派兵協剿，經年累月，東奔西竄，地方已不堪蹂躪。楊士驤既不知兵，各路將領對他亦不重視，兼以調度乖方，吏治腐敗，本省旅京同鄉均感憤恨，嘖有煩言，而都察院御史又先後奏參，說他“宂沓無能，貽患地方”。那時候我父因日俄之戰，調衛京師，雖是雲南提督，卻駐軍在直隸一帶，朝野同聲連名奏請回東督辦清鄉事宜。當即奉旨：鎮道以下悉歸節制。回東之後，首先嚴懲貪污、整頓軍紀、撫慰疾苦、剔除積弊。號令一新，軍民悅服。未及數月，化莠爲良，全省匪患及毗連魯豫蘇皖邊境一律肅清。而楊士驤，端拱無爲，坐享\n其成，反倒繼袁世凱之後任，升了直隸總督。\n繼任者爲吳廷斌，人極謹飭，短於肆應，未久去職。其後爲袁樹勳。袁到任後，對於吏治，力求振作。又由趙秉鈞將汪涵薦舉給他，一方面任中路巡防統領並在幕中爲他運籌贊劃一切。所以袁在山東，雖僅一年有餘，而山東吏治頗有起色。\n袁調走後，繼任者即爲孫寶琦。孫寶琦對山東獨立的關係，在前邊已經談過。他之不可能走上革命道路的原因既如前述。至於他的基本觀點，對於清廷請罪的三個電報及他給山東學臺陳榮昌的一封親筆信中，就揭露的很清楚。孫至陳信尚未公開，今將孫的信引在下邊：\n“公與弟皆爲救君父於危難之計而始出此。此原非臣子所忍言。次山忠義之概，令人敬佩！然於今日時勢以及古今公理，似均未明，不足與言。同寅中亦必均看得透。鄙見擬將敝處一稿先電電並，大稿請以個人名義函達監國，冀可動聽。如需電奏，請將前後閒文刪減交下，再行代發，專此敬筱圃棲（陳榮昌字）仁兄大人臺安！弟寶琦頓首。二十一日。”（此信見文件函件類第三號）\n由此一函，孫寶琦的立場還不明白嗎！以上從張曜到孫寶琦這一段共十三個巡撫就我認識的只有七個。其中有好的，有壞的，壞的如昏庸殘酷等等，即使是好的，也脫離不了封建時代人物的範圍。但是什麼時代都有好人，我們要公是公非，不能因着時代不好，連那時的好人也說壞了。譬如嶽飛、包拯、海瑞、林則徐，能說他們不好嗎？可是也不能因着他們是好人，就說那個時代也是好的。\n有人又說：“這十八年中的事，與獨立有什麼關係？”殊不知這十八年，在清朝末季，關係是最爲重要的。因爲在這個期限之內，有甲午之戰，有戊戌政變，有庚子之亂，割臺灣，割\n青島，均在此十餘年內。至於民生的困苦，環境的逼迫，社會的黑暗，政治之腐敗，官吏之昏庸，人情之虛僞，是非之顛倒，種種情況，在在皆由反面的刺激，提高了人民的覺悟，又哪能說與獨立沒有關係呢！\n歷史的重要條件，就在能取信於人。能否取信於人，全在敘述的真實不真實。這是古今歷史惟一的重要性。非但歷史的重要性在此，就是歷史的不可磨滅的真價值也在於此。所以毛主席常常指示給人們要“實事求是”。又說“應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這是千古不易的至理名言。若以現在馬列主義的眼光，追加到五十年前人的思想上，不但是不可能，也不需要。以下我們再分析獨立時的各派人物。\n在山東獨立前後的主要人物，有同盟會與非同盟會兩派，在前文中已大致提到過了。茲將在同盟會中有代表性的人物，略舉二三，他們之中的中堅分子，是以徐鏡心、謝鴻燾爲首。他們兩個人卻意見不合，時常發生衝突。徐富於冒險性，謝則顧慮頗多，雖則如此，而對於革命思想的確是一致的。丁惟汾與徐、謝的性質皆不同。徐、謝有時候都有輕躁的毛病，而丁惟汾比較沉着，不過他犯的毛病表面看來雖沒有什麼，實際上是能誤大事。（一）文化水平不高；（二）胸襟狹隘，對於當時的同盟會信念很堅固，而排斥異己的心理也很強。這三個人中，徐鏡心在二次革命時，爲陸建章所逮捕殺害了。謝鴻燾不甘環境之淡泊，在民國告成八九年變了節，倚靠了軍閥。丁惟汾則始終未離開國民黨，一直是跟着蔣介石在一起；而仇視異己的心理，也是始終不變，即對同黨的人如王鴻一等，也在他的排斥之列。他的長處，是能耐艱苦，生活不腐化，因其無知人之明，往往陷於主觀而不自覺。這三個人都是日本留學生。陳干雖也是同盟會員，卻未曾留過學。他的特點：有才\n氣、能冒險、能受艱苦，對於同盟會有深刻的信仰，在關內外到處奔走運動，傳播下了革命種子不在少數。他於學問，雖說不上深造，然而頗有詩才，也頗有驚人句。他的弱點是：不甘寂寞，又好意氣用事，結果在北伐時，竟爲李宗仁所忌，把他槍殺了。\n在當時青年學生中，富有革命思想的人很多了，那就不勝其數。最積極而富於鬥爭性的首推王者塾，他是諸城人，號樂平。在醞釀獨立時，他是法政學校的學生代表。他的特長是在教員與學生二者之間能取得信任，即非同盟會如丁世嶧等對他也很好。他對於革命前進的思想是始終如一，且喜歡研究文學。他曾經到俄國伊爾庫次克去過兩次，後來在上海被人暗殺了。\n還有張樹德，是陸軍小學的教員，臨清人，優貢出身，與本縣吳桂華同有才子之稱。吳著有《學文溯源》一書，對於鐘鼎文字多有發明。在壬戌年，我曾爲他作序印行。而張也長於金石考據之學，他的書法對於篆隸真行皆有心得。那時候他和姜致中、李崧三個人對於革命的事業是始終一致的。他們以陸軍小學作爲根據地，傳播革命種子，張樹德的力量不少。後來他和我學琴和性理之學，有七八年之久，可惜未及五十，就故去了。\n王朝俊即王鴻一，這個人性質很奇特，可以說是不平凡的社會人物。他也是一個秀才，雖學問無甚深造，然而能見其大。他的長處也很多：能虛心，能下人，他能不記小怨，也沒有不懂充懂的毛病，尋常的高官厚祿，滿看不到眼裏，終日爲教育社會事業而奔走努力。雖然言論很豪放，而卻平易近人，到哪裏都同人合得來，頗有號召力。時時不滿現狀，總想改革。最可笑的是：他並沒有改革的目的，也沒有革新的計劃；\n既便是能有大權在手，也不過是一個不新不舊的改良派，或者是一個右傾機會主義者。其原因是如高幹之有雄志而無雄才，所謂“不學無術”，沒有思想領導。後來因急於要有所成就，也有不擇手段的地方。\n在當時對於聯合會最爲關心而奔走最力的還有兩個人：一個是金志漢，一個是叢琯珠。金志漢後來叫金天會，是濟南的回教人。他雖然在社會上名望不高，而對於革命事業非常之熱心，也非常之細心。我與他從前並不認識，在聯合會成立的這一天，他聽見我的議論，非常感動。散會後，他就來到我的寓所，曾作詳談。並毛遂自薦的不要名義，不收報酬，願在暗中作各方面的調查，隨時報告，並再三囑咐不要露出他的名字。在這個期間，我得到他的協助很多。他幾乎每天都有報告，現在殘存的文件中不到半數尚有他的條陳報告等項至十六件之多。叢琯珠在取消獨立之後，即回到他的本縣——文登，醞釀革命，不幸竟致遇害了！\n在同盟會以外，不平凡的人，如丁世嶧、莊陔蘭，他們的情況在前邊已經略爲介紹過了。在客籍中，無論是學問、品志、思想、行動，最爲突出的是張志。他是在日本最有深造的留學生，自十幾歲就努力學問，以孝友俠義爲社會所稱讚。在日本尚未回國時，袁樹勳即慕其名，將他函聘到山東。內爲巡撫的顧問，外爲法政、高等師範各學堂的教習，並非官吏，而地位頗見優禮，一直到孫寶琦，他的聲望始終如一。入民國後，他作山東高等審判廳廳長，以原職調往安徽，又以原職再回山東。於兩省的司法改革，都有顯着的成績。不但學生對於他很信仰，就是一班同事的人，如樓兆梓、蕭方駿、姚鵬圖、朱是、孫松齡、雷光宇、李肇甫等對於他都非常之佩服。可惜後來因不屈張宗昌，被害，識與不識，無不痛惜。\n張的這一班朋友，各有特點，姚系太倉縣舉人，長於金石、考古、書法、詞曲之學。日本的文學博士如內藤虎、長尾甲等對於他都非常之佩服。山東出土的金石碑碣，經他鑑定的很多。蕭是三臺的舉人，長於文學，尤精醫理，平易近人，淡於榮利，後來年登大耄，始終不改常度。樓兆梓另具風格，表面不露圭角，胸中涇渭分明，見人之長，贊不容口。他對於本省客籍的社會人士，都能水乳交融。他喜歡詩文，自己雖不作，而喜多讀。我從日本回來，他到天津去看我，首先即問我近作，抄去不少，由此可見他對於詩詞的篤好。\n其餘的客籍中，如雷光宇長於佛學，山東的佛教學者都是他的朋友。朱是、孫松齡皆是一時幕府之才，而朱忠於職務，持正不阿，又且勤慎不苟，在幕僚中，是不可多得的人物！\n李肇甫是山東候補知縣李杜（與前所談蒙古王公李杜系二人）之子，他與蕭、姚、樓、朱、雷等人皆是日本留學生，在幾個人中獨他是同盟會員。他聰明有辯才，言動不苟，不但同盟會的丁惟汾很信任他，就是和同盟會對立如丁世嶧、周樹標等對他也是很器重的。\n此外還有龔積柄，合肥人，是法政學校官生，候補知府，在當時官吏中比較開明，然而沒有參加過獨立運動，他後來作了山東省長，所以對於他的事，在此處也沒有多少可說的了。\n當時這種青年革命志士，致力於革命事業的還很多，在此不勝枚舉，以上僅就有代表性的和較爲傑出的，略舉數人，以見一斑。\n以下要說的，是我對於過去的感想，思想的轉變以及當前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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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八、過去巡撫的評比與獨立時各派人物的分析\n歷史是和人物分不開的，現在是與過去相聯貫的；沒有人物就沒有歷史，沒有昨天也就沒有今天。既要寫山東獨立，就不能不將當時和過去的人物加以敘述。然而過去與當時的人物又非常複雜，勢難遍及。茲僅擇其主要者略加分析，使讀者一目瞭然，庶不至茫無頭緒。過去的人物作爲一類，是由孫寶琦以前，自張曜到孫十八年中的十三個巡撫作比較，另一類是在革命時期獨立過程中的活動者。不論老少新舊，本地和客籍，擇其有關係者，加以概括的評判。或其人在社會上雖有名字，而山東獨立時卻未參加，則姑且從略，以待後來再補。因爲這\n是寫的辛亥山東獨立記，並非是山東人物誌，體例所限，不得不然。茲先寫第一類中的山東巡撫。\n孫寶琦是清末山東巡撫中最後之一，他是在清光緒十二年至十七年曾任山東巡撫張曜的女婿。由張曜之末到孫寶琦之初，在這十八年之中，曾更換過十二個巡撫。這十二個人是福潤、李秉衡、張汝梅、毓賢、袁世凱、張人駿、周馥、胡廷幹、楊士驤、吳廷斌、袁樹勳和孫寶琦。在這前後十三個人中，除庸庸碌碌不需要加以評論之外，而對於山東地方政治、軍事、外交比較關係重要一點的有三個人：一是張曜，二是李秉衡，三是袁世凱。先就張曜說起。爲什麼先說張曜呢？因他在山東作巡撫五年有餘，在十三人中比較是最長的，山東人對他也是印象最深的。他是帶領嵩武軍西征新疆，入關後曾補授廣東陸路提督。調往北京，挖掘疏浚京師護城河有功，調任山東巡撫。在山東還算是勤政愛民，後來他就歿於任上。別的詳細情形我知道的不甚清楚，我記得當他死後，各處的老百姓對他公祭哭奠的很多。我親眼看見村莊牆上用石灰寫的大字“張青天”，在那個時候，也就算難得的了。所以在大明湖邊上給他修了一座張公祠，也不是毫無原因的。而且他在山東治理黃河，確實着有成效。從魯西到魯北黃河兩岸居民對他都異常的感激。\n張曜之後是福潤，他是咸豐年間大學士倭仁之子。對於才能、經驗都說不到了，無何政績可言。不過比張曜的時候。宦場習氣逐漸浮華的多了。光緒甲午，中日戰役將起，清廷就把他調開，由李秉衡繼任。\n李到任後，勵精圖治，力矯福潤的萎靡，崇尚儉樸，綜覈名實。李到任不久，中東戰事已經開端，關內外大爲震動，而山東尤其緊張。這時我父因在籍守制，劉坤一、李鴻章、宋慶、董福祥同時交章奏調出山。原來與李秉衡並不相識，彼時\n李因山東軍情緊急萬分，飛章奏留。清廷以關外軍事尤緊，不允許所請。已經行至德州，李先後派專員數起沿路挽留，並電奏清廷力爭，終於照準。星夜馳往登州，接統嵩武軍五營，嚴防登州海口。這時沿海各路防軍已經先後敗潰，寧、文、榮相繼失守。李秉衡亦從煙臺退守黃縣，而日軍乘勝猛撲登州，連攻數次，未能登岸，情勢危急已極，李連電我父謂：“登州三面環海，現在又無援軍，如不能守，不必過於堅持，可以全力退保由黃縣到萊州的要路。”這時候李已由黃縣退守萊州了。我父始終不肯放棄陣地，在萬無可守的環境之下，終於將日本的戰艦打沉兩隻。日寇知道在登州決難取勝，纔將軍隊又撤回寧、文、榮一帶。是役之後，清廷因李秉衡守衛山東，保障畿輔，功績異常，遂將他升爲四川總督。\n李走後由張汝梅繼任。張爲人庸闇，而又對於軍事、政治措置乖方，清廷將其罷免，又叫毓賢繼任。毓賢是由山東州縣起家，因長於緝捕，升任曹州府知府，殘酷異常，任巡撫後，未及一年，轉調山西，在山西引起極大的教案。後來他死的情況也異常之慘！\n繼毓賢之後者爲袁世凱，袁在戊戌政變後，成了西太后面前第一紅人，巡撫剛一發表，山東官吏將弁都紛紛先去迎賀。我父那時候因御倭之功補登州鎮，獨無隻字相通。袁疑我父曾與他的伯父袁保恆同時共過事，今以前輩自居，瞧他不起，大爲不悅。見西太后陛辭時，微露更換登鎮之意。西太后立即告他說：“夏某是西征宿將，朝野都稱讚他，屢見章奏；況甲午之役有大功於國家，汝初任封疆，遇事應當向他諮商。”袁遂唯唯，不敢再言，而心中更爲忌怒。到任後遇事佯爲恭敬，而暗中每每掣肘。庚子事起，清廷急向山東調兵入衛，袁自己所帶之武衛右軍都未經過戰陣，而且決不願派走。於是招集三鎮會\n議，問誰北上入衛，兗、曹兩鎮皆以老邁有病諉避。我父奮然說道：“國家危亡已在旦夕，勢如焚溺，豈容再計，願立即北上入衛。”袁且預料北去必無幸理，及聞在近畿先後作戰情況，乃大嘆服，從此不敢輕視。以後他的轉變此處姑不必論，而當他在山東時，保境安民，沒有引起交涉，振興教育，澄清吏治，在舊式的巡撫之中，確是有相當的成績！\n袁丁憂去職，繼任者爲張人駿。張之爲人純謹端正，其治績雖與張曜、李秉衡不能相比，然而較之福潤之浮華，張汝梅之庸闇，毓賢之殘暴，已經強得多了！\n繼張後者爲周馥，爲人性愎，又兼耳聾，措施未能悉當。然長於理財，其居心尚思有爲。梁鼎芬奏參他，說他“貪鄙無恥，不齒士類”。亦不免過甚其辭了。\n周去後，由胡廷幹護理，爲時不久，當然無所表現。胡後爲楊士驤繼任。他是直隸清河道，升按察使，轉布政使。原來爲李鴻章所賞識。人雖聰明，性喜揮霍。而山東吏治承周、胡之後，極爲廢弛。楊到任，又不能嚴加整飭，一味鋪張。對於中樞各方面要人的推薦請託，一律敷衍，以致掛名人員增加，表面熱鬧，內容空虛，各處盜賊蜂起，燎原遍野，民不聊生，以致直豫蘇皖派兵協剿，經年累月，東奔西竄，地方已不堪蹂躪。楊士驤既不知兵，各路將領對他亦不重視，兼以調度乖方，吏治腐敗，本省旅京同鄉均感憤恨，嘖有煩言，而都察院御史又先後奏參，說他“宂沓無能，貽患地方”。那時候我父因日俄之戰，調衛京師，雖是雲南提督，卻駐軍在直隸一帶，朝野同聲連名奏請回東督辦清鄉事宜。當即奉旨：鎮道以下悉歸節制。回東之後，首先嚴懲貪污、整頓軍紀、撫慰疾苦、剔除積弊。號令一新，軍民悅服。未及數月，化莠爲良，全省匪患及毗連魯豫蘇皖邊境一律肅清。而楊士驤，端拱無爲，坐享\n其成，反倒繼袁世凱之後任，升了直隸總督。\n繼任者爲吳廷斌，人極謹飭，短於肆應，未久去職。其後爲袁樹勳。袁到任後，對於吏治，力求振作。又由趙秉鈞將汪涵薦舉給他，一方面任中路巡防統領並在幕中爲他運籌贊劃一切。所以袁在山東，雖僅一年有餘，而山東吏治頗有起色。\n袁調走後，繼任者即爲孫寶琦。孫寶琦對山東獨立的關係，在前邊已經談過。他之不可能走上革命道路的原因既如前述。至於他的基本觀點，對於清廷請罪的三個電報及他給山東學臺陳榮昌的一封親筆信中，就揭露的很清楚。孫至陳信尚未公開，今將孫的信引在下邊：\n“公與弟皆爲救君父於危難之計而始出此。此原非臣子所忍言。次山忠義之概，令人敬佩！然於今日時勢以及古今公理，似均未明，不足與言。同寅中亦必均看得透。鄙見擬將敝處一稿先電電並，大稿請以個人名義函達監國，冀可動聽。如需電奏，請將前後閒文刪減交下，再行代發，專此敬筱圃棲（陳榮昌字）仁兄大人臺安！弟寶琦頓首。二十一日。”（此信見文件函件類第三號）\n由此一函，孫寶琦的立場還不明白嗎！以上從張曜到孫寶琦這一段共十三個巡撫就我認識的只有七個。其中有好的，有壞的，壞的如昏庸殘酷等等，即使是好的，也脫離不了封建時代人物的範圍。但是什麼時代都有好人，我們要公是公非，不能因着時代不好，連那時的好人也說壞了。譬如嶽飛、包拯、海瑞、林則徐，能說他們不好嗎？可是也不能因着他們是好人，就說那個時代也是好的。\n有人又說：“這十八年中的事，與獨立有什麼關係？”殊不知這十八年，在清朝末季，關係是最爲重要的。因爲在這個期限之內，有甲午之戰，有戊戌政變，有庚子之亂，割臺灣，割\n青島，均在此十餘年內。至於民生的困苦，環境的逼迫，社會的黑暗，政治之腐敗，官吏之昏庸，人情之虛僞，是非之顛倒，種種情況，在在皆由反面的刺激，提高了人民的覺悟，又哪能說與獨立沒有關係呢！\n歷史的重要條件，就在能取信於人。能否取信於人，全在敘述的真實不真實。這是古今歷史惟一的重要性。非但歷史的重要性在此，就是歷史的不可磨滅的真價值也在於此。所以毛主席常常指示給人們要“實事求是”。又說“應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這是千古不易的至理名言。若以現在馬列主義的眼光，追加到五十年前人的思想上，不但是不可能，也不需要。以下我們再分析獨立時的各派人物。\n在山東獨立前後的主要人物，有同盟會與非同盟會兩派，在前文中已大致提到過了。茲將在同盟會中有代表性的人物，略舉二三，他們之中的中堅分子，是以徐鏡心、謝鴻燾爲首。他們兩個人卻意見不合，時常發生衝突。徐富於冒險性，謝則顧慮頗多，雖則如此，而對於革命思想的確是一致的。丁惟汾與徐、謝的性質皆不同。徐、謝有時候都有輕躁的毛病，而丁惟汾比較沉着，不過他犯的毛病表面看來雖沒有什麼，實際上是能誤大事。（一）文化水平不高；（二）胸襟狹隘，對於當時的同盟會信念很堅固，而排斥異己的心理也很強。這三個人中，徐鏡心在二次革命時，爲陸建章所逮捕殺害了。謝鴻燾不甘環境之淡泊，在民國告成八九年變了節，倚靠了軍閥。丁惟汾則始終未離開國民黨，一直是跟着蔣介石在一起；而仇視異己的心理，也是始終不變，即對同黨的人如王鴻一等，也在他的排斥之列。他的長處，是能耐艱苦，生活不腐化，因其無知人之明，往往陷於主觀而不自覺。這三個人都是日本留學生。陳干雖也是同盟會員，卻未曾留過學。他的特點：有才\n氣、能冒險、能受艱苦，對於同盟會有深刻的信仰，在關內外到處奔走運動，傳播下了革命種子不在少數。他於學問，雖說不上深造，然而頗有詩才，也頗有驚人句。他的弱點是：不甘寂寞，又好意氣用事，結果在北伐時，竟爲李宗仁所忌，把他槍殺了。\n在當時青年學生中，富有革命思想的人很多了，那就不勝其數。最積極而富於鬥爭性的首推王者塾，他是諸城人，號樂平。在醞釀獨立時，他是法政學校的學生代表。他的特長是在教員與學生二者之間能取得信任，即非同盟會如丁世嶧等對他也很好。他對於革命前進的思想是始終如一，且喜歡研究文學。他曾經到俄國伊爾庫次克去過兩次，後來在上海被人暗殺了。\n還有張樹德，是陸軍小學的教員，臨清人，優貢出身，與本縣吳桂華同有才子之稱。吳著有《學文溯源》一書，對於鐘鼎文字多有發明。在壬戌年，我曾爲他作序印行。而張也長於金石考據之學，他的書法對於篆隸真行皆有心得。那時候他和姜致中、李崧三個人對於革命的事業是始終一致的。他們以陸軍小學作爲根據地，傳播革命種子，張樹德的力量不少。後來他和我學琴和性理之學，有七八年之久，可惜未及五十，就故去了。\n王朝俊即王鴻一，這個人性質很奇特，可以說是不平凡的社會人物。他也是一個秀才，雖學問無甚深造，然而能見其大。他的長處也很多：能虛心，能下人，他能不記小怨，也沒有不懂充懂的毛病，尋常的高官厚祿，滿看不到眼裏，終日爲教育社會事業而奔走努力。雖然言論很豪放，而卻平易近人，到哪裏都同人合得來，頗有號召力。時時不滿現狀，總想改革。最可笑的是：他並沒有改革的目的，也沒有革新的計劃；\n既便是能有大權在手，也不過是一個不新不舊的改良派，或者是一個右傾機會主義者。其原因是如高幹之有雄志而無雄才，所謂“不學無術”，沒有思想領導。後來因急於要有所成就，也有不擇手段的地方。\n在當時對於聯合會最爲關心而奔走最力的還有兩個人：一個是金志漢，一個是叢琯珠。金志漢後來叫金天會，是濟南的回教人。他雖然在社會上名望不高，而對於革命事業非常之熱心，也非常之細心。我與他從前並不認識，在聯合會成立的這一天，他聽見我的議論，非常感動。散會後，他就來到我的寓所，曾作詳談。並毛遂自薦的不要名義，不收報酬，願在暗中作各方面的調查，隨時報告，並再三囑咐不要露出他的名字。在這個期間，我得到他的協助很多。他幾乎每天都有報告，現在殘存的文件中不到半數尚有他的條陳報告等項至十六件之多。叢琯珠在取消獨立之後，即回到他的本縣——文登，醞釀革命，不幸竟致遇害了！\n在同盟會以外，不平凡的人，如丁世嶧、莊陔蘭，他們的情況在前邊已經略爲介紹過了。在客籍中，無論是學問、品志、思想、行動，最爲突出的是張志。他是在日本最有深造的留學生，自十幾歲就努力學問，以孝友俠義爲社會所稱讚。在日本尚未回國時，袁樹勳即慕其名，將他函聘到山東。內爲巡撫的顧問，外爲法政、高等師範各學堂的教習，並非官吏，而地位頗見優禮，一直到孫寶琦，他的聲望始終如一。入民國後，他作山東高等審判廳廳長，以原職調往安徽，又以原職再回山東。於兩省的司法改革，都有顯着的成績。不但學生對於他很信仰，就是一班同事的人，如樓兆梓、蕭方駿、姚鵬圖、朱是、孫松齡、雷光宇、李肇甫等對於他都非常之佩服。可惜後來因不屈張宗昌，被害，識與不識，無不痛惜。\n張的這一班朋友，各有特點，姚系太倉縣舉人，長於金石、考古、書法、詞曲之學。日本的文學博士如內藤虎、長尾甲等對於他都非常之佩服。山東出土的金石碑碣，經他鑑定的很多。蕭是三臺的舉人，長於文學，尤精醫理，平易近人，淡於榮利，後來年登大耄，始終不改常度。樓兆梓另具風格，表面不露圭角，胸中涇渭分明，見人之長，贊不容口。他對於本省客籍的社會人士，都能水乳交融。他喜歡詩文，自己雖不作，而喜多讀。我從日本回來，他到天津去看我，首先即問我近作，抄去不少，由此可見他對於詩詞的篤好。\n其餘的客籍中，如雷光宇長於佛學，山東的佛教學者都是他的朋友。朱是、孫松齡皆是一時幕府之才，而朱忠於職務，持正不阿，又且勤慎不苟，在幕僚中，是不可多得的人物！\n李肇甫是山東候補知縣李杜（與前所談蒙古王公李杜系二人）之子，他與蕭、姚、樓、朱、雷等人皆是日本留學生，在幾個人中獨他是同盟會員。他聰明有辯才，言動不苟，不但同盟會的丁惟汾很信任他，就是和同盟會對立如丁世嶧、周樹標等對他也是很器重的。\n此外還有龔積柄，合肥人，是法政學校官生，候補知府，在當時官吏中比較開明，然而沒有參加過獨立運動，他後來作了山東省長，所以對於他的事，在此處也沒有多少可說的了。\n當時這種青年革命志士，致力於革命事業的還很多，在此不勝枚舉，以上僅就有代表性的和較爲傑出的，略舉數人，以見一斑。\n以下要說的，是我對於過去的感想，思想的轉變以及當前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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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五十年來的今昔觀\n我在沒有出書房以前，讀的都是舊書，往大處來講，其目的就是在修己立人，治國安邦，光前裕後，無論如何，出離不了封建思想的範圍。我所研究的課程，大抵不離乎義理、詞章、考據。在義理一方面，我是先研究宋儒中的周、程、張、朱。對於宋儒中，很喜歡周濂溪、張橫渠、程明道，最不喜歡的是程伊川與朱晦庵。又進一步研究王陽明及陸象山，心地覺着開朗了許多。那時候我的一種概念，總覺得凡是讀書的人應該都是這樣。及至我去應科歲考的時候，所見到同考的人，除了八股文及試帖詩之外，幾乎是茫無所知，我很以爲奇怪。及至我後來入了仕途，更覺得詫異萬分。在同官候補中，好一等的，每見面所談，總不外乎功名利祿，其次一等的就是花天酒地。在行動一方面來看，能勤謹自守不胡作非爲的，就算是好一路的了，其下焉者更無論矣！\n我最看不慣的有兩樁事：（一）就是吸食鴉片，幾乎到哪裏，都以此爲應酬中不可少的工具。（二）就是賭博，無論士、農、工、商，到處都看得見這一種現象。以上兩種奇怪嗜好，甚至於廢寢忘餐、傾家蕩產，在所不惜。我心裏在想，所讀過的書，與我所想象、所希望的事，簡直是兩個世界。於是就起了一種不相信書本和不相信古人這兩種心理。我常常對我自己打算，人生就是這樣鬼混着完了嗎？又有已經看過的康（有爲）梁（啓超）的著作與翻譯的外文書籍，在東洋的方面，如《明治維新史》、《大日本史》等；在西洋的方面，如《天演》、《進化》、《民約論》等等。思想方面又另開闢了一個境界。與我在前言中已經敘述過了的六種經歷的刺激相結合起來，就發生\n了絕對不信任政府的一種觀念，漸漸覺得非徹底改革不可！一直到參加辛亥革命以前，完全是這種心理在那裏支配。\n又自從山東獨立到取消獨立，一直到民國初年，我思想上，又經過了種種的強烈轉變。我覺得在新派中搞革命的人都應是出類拔萃的，都應是去掉了舊社會種種污濁空氣與不良習慣的。及至我同各方面的人物接觸聯繫共事之後，更覺得大失所望。原來其中人物的變化，也是形形色色。能始終一致卓然自守，不肯同流合污的人，可以說是很少數的。\n當時我所見到的人物，是各種類型的，一種是起初參加革命最積極而後來是生活最腐化的。其中最厲害的，就是前面所說的煙毒。當時所謂維新派的人物染煙毒的尚不甚少。還有一種原來是老同盟會，後來就投降了清朝，又投了北洋軍閥。\n其中的典型人物，我們無妨舉出兩個人來，以見一斑。這兩個人全是老同盟會的會員，在清末也都因爲奔走革命，坐過監獄。他們就是當辛亥革命的時候，一個是在煙臺被舉爲山東都督的胡瑛，一個是在皖省被舉爲安徽都督的孫毓筠。這兩個人雖然都不是魯籍，在當時總都要算是革命元勳，到了後來，都成了首先發起籌安會擁護袁世凱作皇帝，變爲洪憲六君子中的兩個重要人物。\n此外還有護法團，在廣東擁護孫中山，名爲在南，而其實是北方的間諜。有的表面上是參加了西南護法，而又爲安福系作種種活動。甚而有的又投了曹錕的賄選票，作吳佩孚的爪牙，甚至不惜勾結軍閥，爲害地方。尤可笑的是剛取消獨立，就由聯合會急轉直下的投了吳炳湘，後來搖身一變，又作了陸建章的心腹打手。\n有人說：“你在這裏淨說旁人叛變，你想想你自己有沒有叛變的地方呢？”我回答說：“不錯，我也有叛變的時候，我曾\n經叛變了清朝和袁世凱，但我決沒背叛國家，也沒背叛山東！”\n以前我不知道人情是這樣的複雜，後來入了社會，才知道種種離奇變化反覆無常，是千奇百怪不可想象的！在山東獨立前後的短期內，看出了勝則爭先、敗則諉過的情形。古語說的好：“十謀九中，未必爲功；一事不遂，怨謗繁興。”剛得到初步的勝利，就衝昏了頭腦；纔看見環境的紛華，又腐化了生活。易於創始，難於守成，這都是經驗之談！毛主席說：“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這種偉大的眼光、心胸，哪能是五十年前的人作夢所能想得到的呢？\n山東獨立之出現有其種種的條件，後來獨立之失敗，也是有種種的原因。大抵不外乎沒有組織，沒有信念，思想上沒有領導，行動上沒有規律；只有膚淺的希望，沒有遠大的眼光，既不能集中，又不能堅持。當時縱沒有陸軍第五鎮的軍官爭權奪利，也難持久。況且山東是出北京的第一步，武漢起義之後，邊遠獨立的省分都很容易響應；惟有直魯豫三省不容易脫離清政府的勢力範圍，又況軍人的內訌，“六二黨”的乘機報復，袁世凱的復起，種種原因，互相構造成後來的結果，這是必然的趨勢。\n至於有人說：“山東的獨立，不過曇花一現，就取消了。這豈不是笑話嗎？又何必多此一舉呢？”\n我說：“不然！這種看法是不夠正確的！”（一）獨立一舉在山東是亙古未有破天荒的舉動，衝開了數千年陳陳相因牢不可破的心理。使羣衆知道有革命的一條道路，使各方面耳目爲之一新。經過這一幕以後，地方上的舊勢力根本發生了動搖。（二）從此樹立了政治革命的旗幟，架起了民主革命的橋樑，也由此引起了社會革命的前奏曲。（三）震醒了齊魯之間頑固陳腐的迷夢，發動了海岱之間地理歷史固有的優秀潛力和新\n思想。㊟擴充了許多的新知識和經驗，鼓舞了前進的膽氣，認識到世界的局面。\n以下我們在這裏還要舉出一篇可笑的文章，請大家來看一看。這就是山東取消獨立後，諮議局議長的演說，今將原文錄在下面：“今日爲十月初十日，爲我省諮議局恢復之日。狹義的言之，爲我局議員再生之日；廣義言之，即我全省父老再生之日也！溯自武漢肇事以來，各省紛紛擾擾，毫無宗旨，不曰獨立，即曰保安。推原其故，無非一般無學無識窮極無聊之人趁勢作亂，希圖噉飯而已！夫何有政治思想！吾省一般無知少年不知利害，隨波逐浪，亦倡獨立，視吾輩爲腐敗。不知彼輩讀聖賢書，所學何事，竟昧乎率土王臣之義，以犯上作亂爲英雄豪傑。幸吾局與直隸堅持忠愛之道，北方不致糜亂。蓋吾省爲聖賢之邦，直隸爲王化之地；決非南蠻所可同日而語者！況本議長早入詞林，諸君亦皆孝廉貢秀；國家二百餘年，深仁厚澤，肝腦塗地，猶恐難報於萬一。自今以後，望吾同人與直隸諮議局連結一氣，保皇家萬世一統，方不負本局今日重井之意也。”（見文件雜件類總第一百四十二號）\n由上面這一篇荒謬絕倫的演說，我們可以看出代表一省民意的諮議局議長的見解，同時也代表着當時一部分人物的見解。像這樣的民智，這樣的認識，其頑固陳腐到什麼樣的程度！倘若再沒有如獨立這樣的革命的鐘聲來震聾啓聵，給他們的昏沉迷瞢的腦筋衝動一下，更不知道要模糊到何等的情況哩！\n總起來看，動是勝於不動的，走一步總比不走好，革命總比不革命好！\n我由於受到了種種刺激，因之慢慢就走到革命的道路上去。在革命前後，思想上有很多的轉變，先是想着推翻專制政府就算達到目的了，誰知入了民國之後，想不到的怪現狀又不一而足，\n漸漸的令人失望，一天比一天黑暗，一天比一天混亂，於是由希望而失望，由失望而絕望，走到心灰意冷，消極厭世的地步。當時縱或成功，充其量到民主革命已是了不起的了，社會主義簡直是不可想象的事，至於共產主義，更是說不到了。\n當淪陷時期，有個毛定遠同志，化名爲賈宜亭，我曾經掩護過他，聽他說到共產黨的真實情況，才知我以前所聽到的都是反宣傳，這時我才曉得共產黨不是那麼一回事，的確有叫人不能不佩服的地方。於是我的思想根本轉變認爲有同情的必要。\n在解放後，我沒敢希望怎樣的好，以前是屢次希望，屢次失望，這次也沒敢作大希望，可是知道除了走社會主義道路以外，更沒有第二條路，逐漸認識到只有這一條路可走。參之於過去以及本身的情況、世界的潮流，知道這乃是五千年歷史演進的必然的產物，我確信能見到這點，是我自己自覺認識的第一步。\n尤其使我印象最深的，是在解放後，我看見劉少奇主席在延安馬列學院的演講《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才知道作一個共產黨員必須具備這樣的品質，這樣的條件，於是乎使我敬重之心油然而生；同時又看見毛主席的一本自傳，才認識到革命的事業是逐步前進，不是一蹴而就的。\n又在解放後1952年我第一次參加代表會，看見大禮堂裏的“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這九個字，當時激動得眼淚都要出來了。爲何如此哪？因爲我是佛教徒。在我認爲佛教的真理完全是捨己爲人，然而這幾十年來所見所聞，佛教的真正精神，不但沒有萬分之一的表現，而相反的都是使人輕視、藐視，乃至於討厭。這都是佛教徒自身的罪惡，與佛教的根本道理無干。我既對於政治上社會上灰心絕望，對於佛教眼看着沒有絲毫的辦法，而種種道會門，又假借佛教的名義，弄得魚目混珠，使得佛教的真義更加晦暗了。至於捨己爲人的精神，則更談不到了！\n因爲這個原故，我看見這九個字後，是完全合乎佛教的真理，也是佛教徒多年所作不到的事情，所以覺得有不可以言語形容的激動。我那時更覺得這是夢想不到喜出望外的事。\n世界上任何宗教與共產主義相接近的只有佛教，一切的社會政治制度、主義與佛教相接近的也只有共產主義。爲什麼呢？一切宗教皆有其政治背景，而佛教是沒有的。一切的政治制度都是由資本主義出發，惟有共產主義是以無產階級爲基礎的，然而佛教徒多年所希望而沒有作到的真正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的這種精神，共產黨已經作到了。這是我衷心所最佩服的地方。\n我願意擁護共產主義有兩點：一是看見中國害的病是五癆七傷、百孔千瘡，學東洋，學歐美，甚至於復古，什麼法子都用過，完全無效。只有學蘇聯社會主義這一付藥！不喫就得束手等死。二是就中國的民情、歷史的演進、當前的現狀、世界的大勢、真理的辯證，從種種方面反覆推求，也只有這一條路。以上的兩種看法，遂使我的保守思想漸漸動搖，改良的思想漸漸轉變。\n我對於社會主義是由格格不入而到比較接近，漸至初步相信，而到充分相信，又進一步到絕對相信，更到絕對的擁護。\n由此漸漸體會到真理是發現不是創造，創造的決非真理；信仰是自覺的不是強迫的，強迫的就非信仰。\n我原來是學大乘佛法的，要本着四弘誓願的精神去捨身救世，然而居然會走到消極厭世、形若槁木、心若死灰的地步，這是極可痛心的事！現在慢慢的好像春回大地，以前的心理完全轉變過來了。以前我由日本回來之後，是三年不下樓，十年不出門，也不看報。現在雖然是更加衰老，但對於開會，或者參加什麼參觀學習，在萬分困難之中，也決不肯懈怠。就以我\n執筆寫這篇東西來說，也是多年所沒有的事體，扶病冒暑，強打精神，全是本着黨和政府的號召，一心爲人民服務。\n而況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關於撰寫史料稿件的要求，“撰寫者可以不拘觀點，不限體裁，不求完整，但是必須以親身經歷和見聞爲依據，事實內容必須真實具體。”就撰稿人來說“必須消除種種不必要的顧慮，將歷史的真相如實的寫出來。”因此我對於寫這篇文稿時，就是掃除一切的顧忌，不避一切的嫌怨，破除一切的情面，不管和別人寫的是否相同，所寫的均是我親眼看見和親身經歷的，以符合政府徵求文史資料的宗旨。\n我所寫的種種，雖然竭力往詳盡真切方面去寫，不過事隔五十年之久，當年所存的文件，只剩下匪軍鈔沒的殘餘，僅就這殘存的六類總共一百四十二號的文件爲基礎，更參以孫寶琦的各項電報以及當時的《帝國日報》、《齊魯公報》所登載的新聞等類，以與我在五十年前所見聞所經歷相印證，不敢不竭盡力量慎重從事，而疏漏之處，仍所難免。\n自春季開始撰稿以來，其間以蒐集材料，整理修改花費了很多的時間，但以久病之軀，年近八旬，精神衰退，心餘力絀，僅成了這一點粗枝大葉不完全的敘述。\n此外，尚有應該補敘聲明的一點：我原對於山東各方素無恩怨，而獨於“六二黨”的主幹則頗有些不太客氣的地方。這是因爲山東向沒有新舊東西的界限，自從有了“六二黨”以後，因著曲詩文一案，形成了新舊東西兩派的對立。因丁世嶧、張公制等六議員的辭職，劃成了東西兩派的鴻溝。一直到民國告成，經過幾次選舉的競爭，仍是這一種力量在其中鼓動，甚至不擇一切手段。競爭選舉時不惜開匭換票，營私舞弊，騰笑全國，以至於後來張宗昌的禍害山東，有不少的人甘心助紂爲\n虐，細尋其間蛛絲馬跡，也還是有這一種因素在內。這樣一直鬧到解放以後，才把這種病根餘毒拔除淨盡。若非有了偉大的共產黨，這些舊社會若干年來積累所造成的種種惡劣腐敗的事體，誰也把它沒辦法，由此更可見到社會主義的無比優越性。\n尚有一節，雖是關係個人，但也有敘述的必要。我父是清季雲南提督，清廷予諡易名壯武。在《清史》及《山東通志》均有傳（見《清史列傳》卷六十三）。\n我原名繼泉，字溥齋，號渠園，繼字是我家的排行。我在辛亥山東獨立時，用的是夏溥齋，後來到日本講學時，用的是夏泉，號渠園。當這時候日本東西京學術界都知道有個中國人夏泉先生，或稱渠園先生。我自日本回國後，目擊時局之混亂，較前更甚，感覺到無一片乾淨土能住。我的詩中有句云：“除卻蓮邦未可居。”這句話代表我當時的煩悶，也是對那時社會的一種諷刺。且我自幼小時即喜歡蓮花。又喜讀周蓮溪的《愛蓮說》，他說過蓮花是“出污泥而不染，中空外直，香遠益清”。我院中盆池內，每年都種蓮花。我既姓夏，蓮爲夏季的好花，所以就用詩中的“蓮居”兩個字作爲名字。\n我生平不會騎牆，無論幹什麼事，都是一面倒。就是我研究學問的時候，也是專工一門。至於學佛以後，也是由一門深入，認識到萬法歸一。在解放後，更覺得在政治社會上，只有這一條路，一心擁護社會主義。我當時的詩中有兩句，是“徘徊瞻顧總無聊，只有當前路一條”，可以證明我的心理，所以我就號“一翁”。至今京津的朋友，皆知我叫夏蓮居、夏一翁；而山東故鄉中，仍叫我爲夏溥齋；在日本或者還叫我夏泉、夏渠園；去年我看見日本人新出版的一本書，其中還是寫的夏渠園。也有許多人不知道夏溥齋、夏泉、夏渠園、夏蓮居、夏一翁原來是一個人。\n今天的七十八歲老病頹唐的夏蓮居、夏一翁，即是五十年前參加革命獨立運動被公推爲全省聯合會會長的青年夏溥齋，也就是三十六年前被張宗昌認爲宣傳赤化下令通緝的夏溥齋，也是逃往日本講學的夏渠園。這一個人在五十年前，名字上、思想上、形體上、行動上，時時刻刻在變化中，由現在回憶辛亥革命時年方二十七週歲的愛國志士，似乎是遠勝於今日精力衰朽的老人，仔細看來，大大不然，那個時期的青年革命者的感情衝動，思想複雜，眼光短淺，見解不徹底，既便成功，也不過是一個改良保守派，決不會有根本的計劃與改造社會的可能，又哪裏想到有今日解放後種種的光輝燦爛震動全世界的成果呢！\n我自幸以衰老之年，居然會親眼看到這種歷史上五千年來不可想象的成績，同時經過學習，經過思考，經過反來複去的種種分析研究，由今溯古，以古證今，明確地認識到六億人永久的幸福，全世界的永久和平與安寧，只有社會主義這一條光明道路。這是我十二萬分肯定和自信的！不但我自己相信，即對我的兒孫、親戚、朋友，也是用百計千方使他們完全相信，逢人就勸參加學習。有的人以爲我是神經病，有的人以爲我是改常，可是也都知道我向來不打順風旗，不能把投機取巧的名義給我加上，只能說我是神經病罷了。這並不是我在今天空口漫談，自從解放後，我作的好些詩歌、長聯、琴硯篇等等，皆可以證明我的基本不可動搖的觀點。\n以上種種，拉雜寫來，暫作結束。至於各方對山東獨立種種不同的記載，如果我的精神能來得及的話，或再另作考證，也未可定。\n（本文發表時署名夏溥齋）\n上架建議佛教文化\n淘寶店鋪熱搜：東方出版社http://dfyxcbs.tmall.com\n微博、微信、博客熱搜：東方講堂\nISBN978-7-5060-7413-1\n條形碼\n9787506074131>\n定價：58.00元\n[GeneralInformation]書名=夏蓮居著述集作者=夏蓮居著頁數=478SS號=13626806DX號=出版日期=2014.06出版社=北京東方出版社", "groups": [ { "type": "正文", "text": "\n九、五十年來的今昔觀\n我在沒有出書房以前，讀的都是舊書，往大處來講，其目的就是在修己立人，治國安邦，光前裕後，無論如何，出離不了封建思想的範圍。我所研究的課程，大抵不離乎義理、詞章、考據。在義理一方面，我是先研究宋儒中的周、程、張、朱。對於宋儒中，很喜歡周濂溪、張橫渠、程明道，最不喜歡的是程伊川與朱晦庵。又進一步研究王陽明及陸象山，心地覺着開朗了許多。那時候我的一種概念，總覺得凡是讀書的人應該都是這樣。及至我去應科歲考的時候，所見到同考的人，除了八股文及試帖詩之外，幾乎是茫無所知，我很以爲奇怪。及至我後來入了仕途，更覺得詫異萬分。在同官候補中，好一等的，每見面所談，總不外乎功名利祿，其次一等的就是花天酒地。在行動一方面來看，能勤謹自守不胡作非爲的，就算是好一路的了，其下焉者更無論矣！\n我最看不慣的有兩樁事：（一）就是吸食鴉片，幾乎到哪裏，都以此爲應酬中不可少的工具。（二）就是賭博，無論士、農、工、商，到處都看得見這一種現象。以上兩種奇怪嗜好，甚至於廢寢忘餐、傾家蕩產，在所不惜。我心裏在想，所讀過的書，與我所想象、所希望的事，簡直是兩個世界。於是就起了一種不相信書本和不相信古人這兩種心理。我常常對我自己打算，人生就是這樣鬼混着完了嗎？又有已經看過的康（有爲）梁（啓超）的著作與翻譯的外文書籍，在東洋的方面，如《明治維新史》、《大日本史》等；在西洋的方面，如《天演》、《進化》、《民約論》等等。思想方面又另開闢了一個境界。與我在前言中已經敘述過了的六種經歷的刺激相結合起來，就發生\n了絕對不信任政府的一種觀念，漸漸覺得非徹底改革不可！一直到參加辛亥革命以前，完全是這種心理在那裏支配。\n又自從山東獨立到取消獨立，一直到民國初年，我思想上，又經過了種種的強烈轉變。我覺得在新派中搞革命的人都應是出類拔萃的，都應是去掉了舊社會種種污濁空氣與不良習慣的。及至我同各方面的人物接觸聯繫共事之後，更覺得大失所望。原來其中人物的變化，也是形形色色。能始終一致卓然自守，不肯同流合污的人，可以說是很少數的。\n當時我所見到的人物，是各種類型的，一種是起初參加革命最積極而後來是生活最腐化的。其中最厲害的，就是前面所說的煙毒。當時所謂維新派的人物染煙毒的尚不甚少。還有一種原來是老同盟會，後來就投降了清朝，又投了北洋軍閥。\n其中的典型人物，我們無妨舉出兩個人來，以見一斑。這兩個人全是老同盟會的會員，在清末也都因爲奔走革命，坐過監獄。他們就是當辛亥革命的時候，一個是在煙臺被舉爲山東都督的胡瑛，一個是在皖省被舉爲安徽都督的孫毓筠。這兩個人雖然都不是魯籍，在當時總都要算是革命元勳，到了後來，都成了首先發起籌安會擁護袁世凱作皇帝，變爲洪憲六君子中的兩個重要人物。\n此外還有護法團，在廣東擁護孫中山，名爲在南，而其實是北方的間諜。有的表面上是參加了西南護法，而又爲安福系作種種活動。甚而有的又投了曹錕的賄選票，作吳佩孚的爪牙，甚至不惜勾結軍閥，爲害地方。尤可笑的是剛取消獨立，就由聯合會急轉直下的投了吳炳湘，後來搖身一變，又作了陸建章的心腹打手。\n有人說：“你在這裏淨說旁人叛變，你想想你自己有沒有叛變的地方呢？”我回答說：“不錯，我也有叛變的時候，我曾\n經叛變了清朝和袁世凱，但我決沒背叛國家，也沒背叛山東！”\n以前我不知道人情是這樣的複雜，後來入了社會，才知道種種離奇變化反覆無常，是千奇百怪不可想象的！在山東獨立前後的短期內，看出了勝則爭先、敗則諉過的情形。古語說的好：“十謀九中，未必爲功；一事不遂，怨謗繁興。”剛得到初步的勝利，就衝昏了頭腦；纔看見環境的紛華，又腐化了生活。易於創始，難於守成，這都是經驗之談！毛主席說：“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這種偉大的眼光、心胸，哪能是五十年前的人作夢所能想得到的呢？\n山東獨立之出現有其種種的條件，後來獨立之失敗，也是有種種的原因。大抵不外乎沒有組織，沒有信念，思想上沒有領導，行動上沒有規律；只有膚淺的希望，沒有遠大的眼光，既不能集中，又不能堅持。當時縱沒有陸軍第五鎮的軍官爭權奪利，也難持久。況且山東是出北京的第一步，武漢起義之後，邊遠獨立的省分都很容易響應；惟有直魯豫三省不容易脫離清政府的勢力範圍，又況軍人的內訌，“六二黨”的乘機報復，袁世凱的復起，種種原因，互相構造成後來的結果，這是必然的趨勢。\n至於有人說：“山東的獨立，不過曇花一現，就取消了。這豈不是笑話嗎？又何必多此一舉呢？”\n我說：“不然！這種看法是不夠正確的！”（一）獨立一舉在山東是亙古未有破天荒的舉動，衝開了數千年陳陳相因牢不可破的心理。使羣衆知道有革命的一條道路，使各方面耳目爲之一新。經過這一幕以後，地方上的舊勢力根本發生了動搖。（二）從此樹立了政治革命的旗幟，架起了民主革命的橋樑，也由此引起了社會革命的前奏曲。（三）震醒了齊魯之間頑固陳腐的迷夢，發動了海岱之間地理歷史固有的優秀潛力和新\n思想。㊟擴充了許多的新知識和經驗，鼓舞了前進的膽氣，認識到世界的局面。\n以下我們在這裏還要舉出一篇可笑的文章，請大家來看一看。這就是山東取消獨立後，諮議局議長的演說，今將原文錄在下面：“今日爲十月初十日，爲我省諮議局恢復之日。狹義的言之，爲我局議員再生之日；廣義言之，即我全省父老再生之日也！溯自武漢肇事以來，各省紛紛擾擾，毫無宗旨，不曰獨立，即曰保安。推原其故，無非一般無學無識窮極無聊之人趁勢作亂，希圖噉飯而已！夫何有政治思想！吾省一般無知少年不知利害，隨波逐浪，亦倡獨立，視吾輩爲腐敗。不知彼輩讀聖賢書，所學何事，竟昧乎率土王臣之義，以犯上作亂爲英雄豪傑。幸吾局與直隸堅持忠愛之道，北方不致糜亂。蓋吾省爲聖賢之邦，直隸爲王化之地；決非南蠻所可同日而語者！況本議長早入詞林，諸君亦皆孝廉貢秀；國家二百餘年，深仁厚澤，肝腦塗地，猶恐難報於萬一。自今以後，望吾同人與直隸諮議局連結一氣，保皇家萬世一統，方不負本局今日重井之意也。”（見文件雜件類總第一百四十二號）\n由上面這一篇荒謬絕倫的演說，我們可以看出代表一省民意的諮議局議長的見解，同時也代表着當時一部分人物的見解。像這樣的民智，這樣的認識，其頑固陳腐到什麼樣的程度！倘若再沒有如獨立這樣的革命的鐘聲來震聾啓聵，給他們的昏沉迷瞢的腦筋衝動一下，更不知道要模糊到何等的情況哩！\n總起來看，動是勝於不動的，走一步總比不走好，革命總比不革命好！\n我由於受到了種種刺激，因之慢慢就走到革命的道路上去。在革命前後，思想上有很多的轉變，先是想着推翻專制政府就算達到目的了，誰知入了民國之後，想不到的怪現狀又不一而足，\n漸漸的令人失望，一天比一天黑暗，一天比一天混亂，於是由希望而失望，由失望而絕望，走到心灰意冷，消極厭世的地步。當時縱或成功，充其量到民主革命已是了不起的了，社會主義簡直是不可想象的事，至於共產主義，更是說不到了。\n當淪陷時期，有個毛定遠同志，化名爲賈宜亭，我曾經掩護過他，聽他說到共產黨的真實情況，才知我以前所聽到的都是反宣傳，這時我才曉得共產黨不是那麼一回事，的確有叫人不能不佩服的地方。於是我的思想根本轉變認爲有同情的必要。\n在解放後，我沒敢希望怎樣的好，以前是屢次希望，屢次失望，這次也沒敢作大希望，可是知道除了走社會主義道路以外，更沒有第二條路，逐漸認識到只有這一條路可走。參之於過去以及本身的情況、世界的潮流，知道這乃是五千年歷史演進的必然的產物，我確信能見到這點，是我自己自覺認識的第一步。\n尤其使我印象最深的，是在解放後，我看見劉少奇主席在延安馬列學院的演講《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才知道作一個共產黨員必須具備這樣的品質，這樣的條件，於是乎使我敬重之心油然而生；同時又看見毛主席的一本自傳，才認識到革命的事業是逐步前進，不是一蹴而就的。\n又在解放後1952年我第一次參加代表會，看見大禮堂裏的“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這九個字，當時激動得眼淚都要出來了。爲何如此哪？因爲我是佛教徒。在我認爲佛教的真理完全是捨己爲人，然而這幾十年來所見所聞，佛教的真正精神，不但沒有萬分之一的表現，而相反的都是使人輕視、藐視，乃至於討厭。這都是佛教徒自身的罪惡，與佛教的根本道理無干。我既對於政治上社會上灰心絕望，對於佛教眼看着沒有絲毫的辦法，而種種道會門，又假借佛教的名義，弄得魚目混珠，使得佛教的真義更加晦暗了。至於捨己爲人的精神，則更談不到了！\n因爲這個原故，我看見這九個字後，是完全合乎佛教的真理，也是佛教徒多年所作不到的事情，所以覺得有不可以言語形容的激動。我那時更覺得這是夢想不到喜出望外的事。\n世界上任何宗教與共產主義相接近的只有佛教，一切的社會政治制度、主義與佛教相接近的也只有共產主義。爲什麼呢？一切宗教皆有其政治背景，而佛教是沒有的。一切的政治制度都是由資本主義出發，惟有共產主義是以無產階級爲基礎的，然而佛教徒多年所希望而沒有作到的真正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的這種精神，共產黨已經作到了。這是我衷心所最佩服的地方。\n我願意擁護共產主義有兩點：一是看見中國害的病是五癆七傷、百孔千瘡，學東洋，學歐美，甚至於復古，什麼法子都用過，完全無效。只有學蘇聯社會主義這一付藥！不喫就得束手等死。二是就中國的民情、歷史的演進、當前的現狀、世界的大勢、真理的辯證，從種種方面反覆推求，也只有這一條路。以上的兩種看法，遂使我的保守思想漸漸動搖，改良的思想漸漸轉變。\n我對於社會主義是由格格不入而到比較接近，漸至初步相信，而到充分相信，又進一步到絕對相信，更到絕對的擁護。\n由此漸漸體會到真理是發現不是創造，創造的決非真理；信仰是自覺的不是強迫的，強迫的就非信仰。\n我原來是學大乘佛法的，要本着四弘誓願的精神去捨身救世，然而居然會走到消極厭世、形若槁木、心若死灰的地步，這是極可痛心的事！現在慢慢的好像春回大地，以前的心理完全轉變過來了。以前我由日本回來之後，是三年不下樓，十年不出門，也不看報。現在雖然是更加衰老，但對於開會，或者參加什麼參觀學習，在萬分困難之中，也決不肯懈怠。就以我\n執筆寫這篇東西來說，也是多年所沒有的事體，扶病冒暑，強打精神，全是本着黨和政府的號召，一心爲人民服務。\n而況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關於撰寫史料稿件的要求，“撰寫者可以不拘觀點，不限體裁，不求完整，但是必須以親身經歷和見聞爲依據，事實內容必須真實具體。”就撰稿人來說“必須消除種種不必要的顧慮，將歷史的真相如實的寫出來。”因此我對於寫這篇文稿時，就是掃除一切的顧忌，不避一切的嫌怨，破除一切的情面，不管和別人寫的是否相同，所寫的均是我親眼看見和親身經歷的，以符合政府徵求文史資料的宗旨。\n我所寫的種種，雖然竭力往詳盡真切方面去寫，不過事隔五十年之久，當年所存的文件，只剩下匪軍鈔沒的殘餘，僅就這殘存的六類總共一百四十二號的文件爲基礎，更參以孫寶琦的各項電報以及當時的《帝國日報》、《齊魯公報》所登載的新聞等類，以與我在五十年前所見聞所經歷相印證，不敢不竭盡力量慎重從事，而疏漏之處，仍所難免。\n自春季開始撰稿以來，其間以蒐集材料，整理修改花費了很多的時間，但以久病之軀，年近八旬，精神衰退，心餘力絀，僅成了這一點粗枝大葉不完全的敘述。\n此外，尚有應該補敘聲明的一點：我原對於山東各方素無恩怨，而獨於“六二黨”的主幹則頗有些不太客氣的地方。這是因爲山東向沒有新舊東西的界限，自從有了“六二黨”以後，因著曲詩文一案，形成了新舊東西兩派的對立。因丁世嶧、張公制等六議員的辭職，劃成了東西兩派的鴻溝。一直到民國告成，經過幾次選舉的競爭，仍是這一種力量在其中鼓動，甚至不擇一切手段。競爭選舉時不惜開匭換票，營私舞弊，騰笑全國，以至於後來張宗昌的禍害山東，有不少的人甘心助紂爲\n虐，細尋其間蛛絲馬跡，也還是有這一種因素在內。這樣一直鬧到解放以後，才把這種病根餘毒拔除淨盡。若非有了偉大的共產黨，這些舊社會若干年來積累所造成的種種惡劣腐敗的事體，誰也把它沒辦法，由此更可見到社會主義的無比優越性。\n尚有一節，雖是關係個人，但也有敘述的必要。我父是清季雲南提督，清廷予諡易名壯武。在《清史》及《山東通志》均有傳（見《清史列傳》卷六十三）。\n我原名繼泉，字溥齋，號渠園，繼字是我家的排行。我在辛亥山東獨立時，用的是夏溥齋，後來到日本講學時，用的是夏泉，號渠園。當這時候日本東西京學術界都知道有個中國人夏泉先生，或稱渠園先生。我自日本回國後，目擊時局之混亂，較前更甚，感覺到無一片乾淨土能住。我的詩中有句云：“除卻蓮邦未可居。”這句話代表我當時的煩悶，也是對那時社會的一種諷刺。且我自幼小時即喜歡蓮花。又喜讀周蓮溪的《愛蓮說》，他說過蓮花是“出污泥而不染，中空外直，香遠益清”。我院中盆池內，每年都種蓮花。我既姓夏，蓮爲夏季的好花，所以就用詩中的“蓮居”兩個字作爲名字。\n我生平不會騎牆，無論幹什麼事，都是一面倒。就是我研究學問的時候，也是專工一門。至於學佛以後，也是由一門深入，認識到萬法歸一。在解放後，更覺得在政治社會上，只有這一條路，一心擁護社會主義。我當時的詩中有兩句，是“徘徊瞻顧總無聊，只有當前路一條”，可以證明我的心理，所以我就號“一翁”。至今京津的朋友，皆知我叫夏蓮居、夏一翁；而山東故鄉中，仍叫我爲夏溥齋；在日本或者還叫我夏泉、夏渠園；去年我看見日本人新出版的一本書，其中還是寫的夏渠園。也有許多人不知道夏溥齋、夏泉、夏渠園、夏蓮居、夏一翁原來是一個人。\n今天的七十八歲老病頹唐的夏蓮居、夏一翁，即是五十年前參加革命獨立運動被公推爲全省聯合會會長的青年夏溥齋，也就是三十六年前被張宗昌認爲宣傳赤化下令通緝的夏溥齋，也是逃往日本講學的夏渠園。這一個人在五十年前，名字上、思想上、形體上、行動上，時時刻刻在變化中，由現在回憶辛亥革命時年方二十七週歲的愛國志士，似乎是遠勝於今日精力衰朽的老人，仔細看來，大大不然，那個時期的青年革命者的感情衝動，思想複雜，眼光短淺，見解不徹底，既便成功，也不過是一個改良保守派，決不會有根本的計劃與改造社會的可能，又哪裏想到有今日解放後種種的光輝燦爛震動全世界的成果呢！\n我自幸以衰老之年，居然會親眼看到這種歷史上五千年來不可想象的成績，同時經過學習，經過思考，經過反來複去的種種分析研究，由今溯古，以古證今，明確地認識到六億人永久的幸福，全世界的永久和平與安寧，只有社會主義這一條光明道路。這是我十二萬分肯定和自信的！不但我自己相信，即對我的兒孫、親戚、朋友，也是用百計千方使他們完全相信，逢人就勸參加學習。有的人以爲我是神經病，有的人以爲我是改常，可是也都知道我向來不打順風旗，不能把投機取巧的名義給我加上，只能說我是神經病罷了。這並不是我在今天空口漫談，自從解放後，我作的好些詩歌、長聯、琴硯篇等等，皆可以證明我的基本不可動搖的觀點。\n以上種種，拉雜寫來，暫作結束。至於各方對山東獨立種種不同的記載，如果我的精神能來得及的話，或再另作考證，也未可定。\n（本文發表時署名夏溥齋）\n上架建議佛教文化\n淘寶店鋪熱搜：東方出版社http://dfyxcbs.tmall.com\n微博、微信、博客熱搜：東方講堂\nISBN978-7-5060-7413-1\n條形碼\n9787506074131>\n定價：58.00元\n[GeneralInformation]書名=夏蓮居著述集作者=夏蓮居著頁數=478SS號=13626806DX號=出版日期=2014.06出版社=北京東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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